曾梵志

曾梵志作品《最后的晚餐》不仅成为最近各大艺术媒体头条，更成为众人质疑、猜测、争论的中心点。1.8亿港元的成交价可能并不会真正的刺激中国当代艺术市场，会不会起到正面作用目前也很难说，不过有一件事越来越清晰，那就是尤伦斯夫妇和高古轩又借中国市场大赚了一笔，他们之间可疑的关系也让这件事情看起来更加复杂。

紧接着，曾梵志在巴黎的大型回顾展在舆论热潮未退之时盛大开幕，各大媒体争相报道，他的名字依然是网络热搜词。曾梵志的作品《最后的晚餐》（2001年作，油彩画布，220 x 400公分）在香港苏富比拍出了1.8亿港元，创造了中国当代艺术拍卖价格的新高。拍卖信息公布不到半个月，就传出曾梵志在巴黎市立当代美术馆做个展的新闻，《最后的晚餐》刚好也在展品之列。这真是太巧了！这场拍卖，简直就是给这位中国艺术家打入巴黎艺术界打了一个广告。

巴黎市立当代美术馆的导览员也许会在导览中，着重提到这条来自香港的拍卖新闻——“瞧，这个艺术家的作品值1.8个亿！”美术馆应该还会因此增派几名保安吧。从策划层面上看，这是非常完美的“组合拳”，先是拍出高价，然后个展就开幕了，曾梵志想要不受关注都难。无论其中是否有经纪人的操作，拍卖和个展两件事先后发生，已经形成了配合关系。事实也正是这样，新闻媒体都将“拍出天价”列为必须的选题，而艺术圈不少人对这名“价格艺术家”不断制造“拍卖新闻”表示不屑，也发表了不少评论。媒体和艺术圈的反应，应当都是曾梵志团队能够预料到的。

无论是对曾梵志的客观报道还是批评，都是对他的关注，更多的关注，就意味着更大的名气和影响力。“这个结果对于那些充满了‘前卫愤怒症’的人来说是很可悲的，”艺术批评人冯原在《为什么要吃人——艺术中的交易、成本与收益：以行为艺术为例》中写道：为了不向前卫／行为艺术投资，他们甚至不能表示他们的真实愤慨。

冯原在这篇长文中的分析，刚好可以用来描述曾梵志的新闻效应背后“违背不少人意愿”的利润增长模式。他认为，声讨你所不喜欢的艺术，几乎要比赞美它们还要增加它们的利润额，因为你的愤怒的态度，正好说明了你对于这类行为的重视……如果你压根就不加理睬，那倒是它们最不愿意看到的结局。

曾梵志团队打出的“组合拳”，恐怕正是基于上面的“投入－收益”逻辑在进行。他们能够预料到有一批人无法保持沉默，这些人掀起的轰动效应，刚好可以为巴黎的个展制造一点热闹的气氛。在巴黎市立当代美术馆的回顾展，是曾梵志迄今最重要的一次个展（曾梵志之前的展览经历并无太多亮点），展览一旦大获成功，他的作品价格将会进入到另一个层级，无论是报道者还是愤怒者，其实都是策划预案中考虑到的利润增长因子，他们帮到了曾梵志。

在过去的这几年，曾梵志正是通过这种“天价效应”，而不是大家所喜爱的作品，不断刺激公众，从而获得艺术传播上的成功，而这一切，仰赖于背后强大的经纪人团队和公关团队。也许有人会对他简单而拙劣地挪用中国书法、红领巾以及西方经典等符号不屑一顾，甚至也都不记得他说过什么关于艺术的漂亮话儿，但不得不承认，通过经纪人的一系列包装和操作，曾梵志已经是一位当之无愧的中国艺术明星，这就像一名演技拙劣的电影演员，你可以不喜欢他，但你得承认他已经很红了。

中国当代艺术走上市场之路到今天，经纪人已经成为艺术家手上的”王牌“（在中国，有些经纪人的社会身份是艺术史家或艺术批评家），你可以轻视曾梵志的艺术，但绝对不可小视他的经纪人。

曾梵志在公众面前热衷于谈论他的艺术，而不是拍卖价格；他用一套听上去还不错的逻辑来解释为什么要画这个，为什么要那样画——这些像是完全出于他的创作本能和对艺术的终极思考，曾梵志的大脑中，似乎只有“纯洁的艺术”，但事实上呢？市场法则和经纪人的劝导，当然会起一些作用，优秀的艺术经纪人具有的能耐，正是能够以强势的行销和宣传手法来为平庸的作品造势。“关于艺术纯洁性的大众常识，不过是个诱人的童话故事，决定各种艺术行为的关键因素仍旧是一般经济法则。想追求成功的艺术家们大多具有很理智的头脑。“同样在冯原的那篇文章中，他认为艺术家选择画什么和怎么画，其实有市场的策略性，“如何获取收益的投资学思考，决定了个人的艺术事业和专业道路”。

冯原的文章，起到了给当代艺术祛魅的效果，艺术并没有那么神秘，既然有艺术市场，它也遵守古老的商业逻辑和组织规则。在艺术的活动中，即便是一些对抗型的作品，冯原也认为，同样遵循着成本／收益的核算规律，任何一个参与者都想去发现成本最低、效益最大的行动资源。表面上，很多艺术家在公众视野中，是一个个性十足、追求纯艺术的非世俗形象，有些艺术家甚至还扮演着哲学家的角色，但他们做了展览，卖了好价钱后，同样买豪车，然后换一个年轻的妻子。承认了艺术的逐利行为和策略性，就承认了艺术家同样有世俗的生活和欲望。

从这个角度来看待中国当代艺术，也就没有必要对方力钧进入体制内的中国艺术研究院大惊小怪了，已经做过好多年生意的方力钧会非常清楚，在中国，和政府对抗，是没有办法让他赚到更多钱的，方力钧早就悄悄地将自己的艺术从对抗模式转入商业模式了，尽管后者对于一个艺术家更庸俗，但它能带来实际的回报，这些经历了市场历练的艺术家，已经非常务实和圆滑。至于曾梵志，这个聪明的武汉人，就更不会触碰有损商业形象的东西，他最近回应英国《金融时报》记者关于艺术和政治的关系问题时说：“我并不是对政治不闻不问，我只是把更多注意力放在我的艺术上；我不是个政治艺术家。”

曾梵志和他家乡武汉的知识分子一样，懂得营商之道，同时对敏感话题保持十足的警惕。武汉曾经历了1949年后多次政治运动的洗礼，那里的不少知识分子都非常保守和小心，从事当代艺术的曾梵志也是如此。

当然，曾梵志回避这个问题的借口是自己太忙了，“把注意力全都放在了艺术上”——他依然想塑造一个沉迷于纯艺术的艺术家童话。在极权政治笼罩下的中国，谈论纯艺术，并不意味着他对艺术有热情，这只是经纪人式的策略。

也许在没有进入市场之前，艺术家会有对抗的资本、勇气和愿望（正如1980年代的中国实验艺术），但进入市场后，他们清楚自己的对抗将要付出更大的代价，他们的经纪人更不会同意这些艺术家出于责任感和对现代主义的坚守，去做一些没有多少回报的冒险，他们需要精密地计算，因为弄不好，就全砸了。

艺术走向市场，产生了大量像曾梵志这样的“价格英雄”，他们只是在有限的自由环境下进行艺术创作的“一个环节”（也许他们偶尔会不愿意如此，但他们被资本和欲望套牢了），在经纪人劝导和组织化的工作程序中，根据市场上的风声，而不是他们经常所说的“艺术灵感”，来调整自己的创作策略，从而让作品卖得更好，价格成为当代艺术创作艺术活动中最重要的评判标准。

正如SuziGablik在《现代主义失败了吗？》中所描述的：“专业化、科层化和商业化的力量逐渐取代了前卫艺术的激进意识，而使得它丧失了反抗的力量，也消减了它的影响力。艺术不再能在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之外提供另一套可供选择的价值观。在这种新的情况之下，一个一度被贬低的价值观，现在却大力宣扬：臣服于现存的规范。原本在我们的文化中势不两立的艺术家和商人，现在已相互合作了。”Suzi Gablik在这本书中的悲观论调，非常适合来描述今日中国当代艺术的病症，依照Suzi Gablik的观点，现代主义和其他观念一样，也有寿终正寝的时候——中国的当代艺术，在公司科层化和商业主义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一切以“生产——销售——牟利”为目的，当然也难逃此运。

责任编辑：吾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