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前启后的一代。上个世纪初，特别是五四运动之后，中国进入了一个特别的历史阶段。西方的文化被广泛传播，人们的思想也从封建礼教中解放出来，经济发展，国门开放，使得越来越多的国人将自己的目光投向西方世界。在这种大的时代背景下，一批批学子留学海外，在带回科学技术的同时，也给中国画坛带来了一股新鲜的力量。油画，作为一种西方的艺术形式在中国传播发展，涌现了诸多杰出的艺术家。总计下来，自19世纪末至20世纪40年代，留学海外的艺术开拓者大约几百人，他们约占全部留学生人数的1%，其中包括第一代油画大师徐悲鸿、林风眠、刘海粟、颜文樑等人。他们最早系统地学习西方艺术，回国之后组织了艺术社团，在中国艺术历史变革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他们创办了美术院校，采取西方艺术教育方式培养了大批学生。这些学生中包括第二代油画家赵无极、朱德群、吴冠中、吴作人和董希文、苏天赐、胡善馀等。近年来，居留海外以前未曾被关注的艺术家常玉、朱沅芷、潘玉良等，和台湾地区本土早期西画家廖继春、陈澄波等也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
中国本土油画是从留学而开始发展的，从第一位留学国外接受西方美术教育的油画家李铁夫算起，中国本土油画的艺术创作时间并不久，距今仅一百余年。而从留学生数量上来看，由于留学法国和留学日本的居多，所以留欧系和留日系成为第一代油画家的主要派系。日本，因地理位置和文化背景的优势，成为中国留学生最早到达、最快捷便宜的留学渠道，第一批留学生依靠传统中国艺术根底，很快地融入了日本艺术氛围，他们大多从事写实创作，一种新的绘画和相应的“自然”技法经由他们传入中国。留学日本的有李叔同、陈澄波、陈抱一、丁衍庸、倪贻德、卫天霖、关良、关紫兰、汪亚尘等人。在日本宽松的教育下，他们基本没有接受严格的学院派训练而直接进入现代主义的风格。李叔同早期创作于日本的油画在动乱时代损毁殆尽，难于追踪。陈抱一的绘画在写实、印象派和野兽派之间徘徊。关良创作于上世纪40年代的京剧人物，也受到日本野兽派风格和印象派的影响。
随着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中国与日本的关系变得日益紧张，留日的浪潮也自然被留学西方所取代，在接下来的十几年间，留学欧洲的人数逐渐增多，其中留学法国的艺术家人数最多，有徐悲鸿、刘海粟、林风眠、颜文樑、常玉、常书鸿、李超士、潘玉良、方君璧、吴大羽、蔡威廉、司徒乔、周碧初、方干民、张充仁、庞熏琹等人。这些人回国后，带回了欧洲全套的艺术教育系统，多在中国的教育界作出了重大贡献。我们熟知的“四大校长”均曾在法国留学，他们的艺术教育思想影响了整个中国艺术学院的格局。其一便是大名鼎鼎的徐悲鸿，他开创了写实风格的美术学院体系，服膺法国学院主义绘画的徐悲鸿对现代主义绘画深恶痛绝。而同样留学法国的林风眠主导杭州美专(后改名为今天的中国美术学院)，倡导意象自由创新的现代主义。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现代艺术，其核心便是位于杭州的林风眠主导的国立艺专。
稀缺的老油画众所周知，20世纪的中国有一半以上的时间都处于战乱时期，那时，油画作品因不便携带，常遭损毁。即使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老油画作品也因大部分为西方绘画概念里的女人体，或者描绘旧社会生活的现实主义作品，被划为“危险品”的代名词而遭到更严重的毁坏。至于那些幸免于难，撑过文革的油画作品，也多半被艺术家及其后人捐献给国家博物馆、美术馆，民间已是难得一见了。另外，也尤为重要的是，虽然徐悲鸿、刘海粟、林风眠、关良等艺术大师在留学前后主要进行油画创作，但在民国后期直至新中国建国，这些大师应时代要求逐渐转向了中国画领域。因此，他们原本创作的油画数量就不及国画数量的几十分之一乃至百分之一。例如，每年各大拍卖行上拍的徐悲鸿水墨作品要超过500件，而油画则是几年才出现一件;关良的情况也大致相仿，每年上拍关良的国画应在150件以上，而各大拍卖公司每年上拍关良油画作品的总和仅是个位数。
总之，虽然这部分作品的市场存量没有确凿统计，但据以上分析应是少之又少。藏家们似乎也逐渐认识到这一点。如今的艺术市场上，不论画家名头大小，只要是来源可靠，品相完好且创作于1949年之前的老油画作品，都十分珍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