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笔诉说 用心作画
——山东画院院长孔维克谈“十艺节”参展新作
《守望家园——张伯驹先生肖像》 90厘米×180厘米
《无言诉说——为台湾阿里山神木造像》 90厘米×180厘米
《孙中山先生在青岛》 310厘米×600厘米
在第十届中国艺术节举办期间，有一系列重要美术展览，除第十届中国艺术节·全国优秀美术作品展览外，还有4个重要展览，即山东省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因场地所限，随后展出）、“两岸同心·海峡两岸画家宝岛台湾写生作品展”“齐鲁画风·山东中国画大展”“美丽的传说·山东省民间文学中国画展”。在繁忙的美术组织工作之余，为调动山东省美术界的创作热情，“十艺节”山东省筹委会群文及美术部副部长、山东画院院长孔维克带头创作，在“十艺节”的5个展览中皆有新作参展。近日，孔维克在工作间隙向记者讲述了这几幅新作的创作缘起及心得。
孔维克，1956年生于山东汶上，祖籍曲阜，为孔子第78代嫡系裔孙。专攻中国画人物画，工笔、写意兼能，兼擅书法、艺术评论，1997年获“中国画坛百位杰出画家”称号。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山东省文联副主席、山东画院院长、世界孔子后裔联谊会副会长。代表作有《公车上书》、《杏坛讲学》、《孔子周游列国图》等。出版有《孔维克画集》、《孔维克扇面集》、《孔维克作品评论集》、《孔维克艺术文集》等20余种专著。近年来其现实题材创作《高原的记忆——孔繁森》、《齐鲁曙光——党的一大代表王尽美、邓恩铭》、《同志仍须努力——为国父孙中山先生造像》等在当代画坛卓有影响。
记者：在台湾写生展中，您的《无言诉说—为台湾阿里山神木造像》、《岁月流痕—台湾古城墙遗迹》都属于写生创作，非常生动、鲜活，那么在写生中您是如何探索水墨语言的？
孔维克：根据写生搞创作水墨画，这里面强调的是第一感受。2004年，文化部启动了以“中国画·画中国”为主题的全国性绘画艺术创作活动，我参加了前4届，首先是走进江苏。2005年后，我又相继参加走进新疆、四川等活动。在创作中，重点探索以风光及人文景观为主的中国画，比如如何去表现长江大桥、江南水巷、现代化都市、大漠古堡等新课题，在运用传统笔墨和技法表现不同的山水、城市、场景方面做出了新探索。在采风过程中，我把写生变成了水墨画，同时用不同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感受和心情，不是拿现成技法去套生动的生活，由此画出了不同面貌的水墨作品。
这次到台湾，是我之前探索系列的继续。以《无言诉说——为台湾阿里山神木造像》为例，我之前从没见过几十米高的树，在现场看到人就像蚂蚁一样，但是为了表现树的高大而把人画小又有点儿夸张。实际上我的感觉是近景的人比较大，远景的人比较小，近景和远景的人之间隔着三段沟坎，是通过一个扶梯连接下去的，在画面设计上，“大人”和“小人”之间就有了必然联系。画面画好之后，从构图到逻辑到传达的气氛，非常自然。这是相机拍不出来的效果，因为当你走近这棵树的时候，只能看到树的根和躯干，远看的时候，别的树又把这棵树给挡住了，我在现场看到这棵树后，心里就已有了构图。写生时再走近了，抬头看树梢，低头看树根，平视看树的躯干，这样凑起来才有了现在的画面效果。所以艺术作品永远大于摄影作品，艺术创作永远大于如实地描写。另外，树干用墨皴擦和树丛用大面积湿墨泼洒，不仅衬托了千年大树的伟岸、奇绝和沧桑，而且在笔墨上产生了浓淡干湿强烈对比的效果。
《岁月流痕—台湾古城墙遗迹》里的那段城墙是台湾历史的象征。荷兰人早已离开，遗留的那段城墙上爬满了南国独有的榕树根，似乎在挣扎，被压扁，还有雨过之后的斑斑水迹，我看了之后很震撼，感到了岁月的流淌、历史的诉说。这种感觉怎么表现出来呢？很多画家都去表现沧桑感，但我觉得给人的震撼不够。我画的时候就“顶天立地”，让天空只剩一线，下面反而空一点，画虚，感觉这一段古城墙是飘起来的，同时用普洱茶把纸作旧来营造斑驳古老的意味。是现场的感觉使我去寻找水墨语言和构图，不同的画面感觉要用不同的手法表现。
记者：在为“美丽的传说·山东省民间文学中国画展”创作时，为什么会选择《孔子诞生传说》这一题材？您又是如何表现的？
孔维克：我作为孔子的子孙对先祖有着天然亲近。小时候听到过不少关于家族的往事及传说。长大后才知道孔子也是人，也有出生、长大、衰老的过程，也有“小时候”。只不过他作为学者、智者、哲人被“圣人”的光环笼罩，一生被神化了。这次画民间故事，就是画“神话”，画千万年来民族记忆里闪光的东西，它寄托了人们穿越时空的美好希冀并透射着远古的现实气息。
我选取了民间故事中“凤生、虎养、鹰打扇”的几个基本情节，并把远古时代的生态绿植、繁茂共生气氛用这些动植物烘托出来。山东古为东夷，所谓“凤生”暗示了东夷的凤图腾对这方水土的影响。传说中孔子有“七露”，因过于“丑陋”不好入画，我则画出我心中的幼年孔子，显得较唯美。冥想中百鸟之王凤凰挥尾而召集众鸟围绕，百兽之王神虎精心呵护而使之安详熟睡；细致入微地衬托出孔子幼年神圣的安宁神态。这次的作品我作了新尝试，首先用朴素的白描手法勾勒场景和人物，然后采取淡彩、岩刻、拼贴手法，使它既传统又现代并且有着浓郁的浪漫气息，更具“传说”的韵味和想象空间。
记者：2009年，您在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中的《公车上书》以厚重的传统功力、踏实的造型能力，生动的用线，多变的用笔，大胆地用墨给观众留下了具有强烈震撼力的印象。这次在山东省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中的《孙中山先生在青岛》与《公车上书》同属重大历史题材创作，前者较之后者又取得了哪些突破？
孔维克：《孙中山先生在青岛》要比《公车上书》难度更大：一是人物更多了，而且都是近景人物，要求形象更具体、生动，需要个性化刻画，这就要求笔墨与形象契合得更紧密。二是人物服装变化也多，尤其是大量的黑衣服——中国画表现黑衣服一直是个难题，我用大量的没骨画法画黑衣服，尤其是前景的三位警察的背影，难度很大。再则画面中有一些古人没画过的道具——包括汽车和洋车，在表现技法上都有所突破。三是在细节塑造上注重用笔的组合、行笔的快慢带来的质感变化，如大量的礼帽、毡帽等各种各样的帽子，这些帽子每一个都有各自的特点。人物的塑造也是如此，包括人物的头发，这里面比较多的就是民国时期女孩子的发型。还有布料的变化，如讲台上那些人物的丝绸、亚麻布、棉袄等质感的表现都很强。上面提到的这些，以前在中国画上很少有人表现，我自己也没画过。四是在一些细节的塑造上比较讲究，如糖葫芦的质感，麦草、横幅、布帘、纸标等。尤其是画面里的菊花和杂树都要符合整个画面的要求，这样又见笔又见墨。以前人物创作中出现的花鸟，一般都是把花鸟画的技法直接搬过来，如那样就会显得不协调。同时这些表现又要不同于西方绘画，不能用素描生硬地表现，要用笔墨融合光影、结构等。这就是中国式的表现，同样也能表现出丰富多彩的质感。五是在构图上力求饱满热烈，在用墨上注重凝重厚实，在造型上追求真实拙朴，总体的气氛力求营造出一种凝重大气的感觉。
记者：听闻您在创作《孙中山先生在青岛》这幅画最繁忙的时候，接到第十届中国艺术节·全国优秀美术作品展览邀稿，您是因何机缘创作《守望家园——张伯驹先生肖像》的呢？
孔维克：我在北京的一位朋友李利和张伯驹是忘年交，他从小长在张家。我常听他讲关于张伯驹的故事。现在人们对这位国学大师、文化的守望者越来越重视，文化部要把他的故居改成博物馆，需要一张他的画像，我这位朋友就推荐我来画。我原也知道张伯驹，他是民国四公子之一，爱好收藏，但了解得较浅，对他更深刻地认识是从梳理“齐鲁画派”文化工程时开始的。
通过梳理，我知道目前世界留存最早的中国水墨画是山东滨州人展子虔画的《游春图》。北宋徽宗最早得到此图，题《展子虔游春图》，钤“宣和五玺”，此后辗转宫内外。清乾隆时该画复归内府，溥仪逊位后，被偷出宫外。1946年又出现于长春的一家古玩店，后转到北京琉璃厂马霁川手中，意欲高价卖给洋人。张伯驹闻讯，拍案而起。为禁止将画倒卖给外国人，他变卖了曾被李莲英居住的老宅，加上夫人的首饰，终将《游春图》留下。1956年，张伯驹把《游春图》与陆机的《平复帖》、杜牧的《赠张好好诗》、范仲淹的《道服赞》及黄庭坚《草书》等8幅书法一起无偿捐献给国家。此后，每每说起此事，张伯驹的回应很简单，“我看的东西和收藏的东西相当多……这些东西不一定永远保留在我这里，我可以捐出来，重要的是这些宝物永远保存在我们的国土上。”
张伯驹一生坎坷，晚年适逢“文革”，穷困潦倒，但对国家、民族之爱矢志不渝。我这幅肖像画重点刻画他忧国忧民的神态和守望的身影。在面部塑造上将造型、笔墨、皴擦、用线结合巧妙而不露痕迹。尤其是白色上衣的用线是一个特别出彩的地方，要轻松自如、穿插到位，并且用笔变化灵活。张伯驹留下的时代风范深深地打动了我，所以我这幅画叫“守望家园”，对国家和民族文化来说，他是一个守望者和维护者。
责任编辑：吾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