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野洋子和列侬是“要做爱，不要做战”的倡导者
小野洋子行为作品《切片》（Cut Piece）
约翰·列侬曾形容小野洋子为“最著名的无名艺术家”。时至今日，79岁的小野洋子依然创作着上世纪60年代让她声名大振的观念艺术。作为伦敦节的一部分， 几十年来，小野洋子从未远离公众视线，无论是作为约翰·列侬的未亡人，或是作为颇具声名的女性艺术家。一顶礼帽、一副墨镜似乎是她永远的标志，深深的“事业线”则见证着她不老的传奇。 小野洋子在伦敦文华东方酒店的套房中接待了来访的英国艺术史学家Simon Schama，这里相隔海德公园的蛇形画廊仅几步之遥。 爱最终会取代仇恨吗？ 小野洋子从很小的时候起就学会了被憎恨。1945年，12岁的小野洋子在地下室里躲过了3月的东京大轰炸。她母亲的家族是日本银行业巨头，当时，他们这个阶层的人大多数躲到了长野县的轻井泽，那里是上流社会消夏的胜地，但小野洋子的母亲是一位现代女性，“一位艺术家，高贵的画家，在设计方面颇有才华”，母亲认为此时去享受自欺欺人的奢侈与和平才是不体面的做法，她告诉小野洋子，“我们不要加入这些卑鄙的中上阶层。” “对她而言，一切就像安德烈·纪德的《田园交响曲》……去乡间是多么美好。”他们租下一片农舍，然而，“那是一场灾难”，小野洋子露出苦笑，每当事情不像预料中那样发展，她总是会呈现这副表情。乡间的人蔑视东京人，也不会纵容他们关于社会团结的浪漫情怀。况且，小野洋子的家族看起来似乎有一些异国味道，作为一个美国背景的女孩（他父亲曾是旧金山安田银行的负责人），她受到了特殊的厌恶——“我被迫害”。“我母亲的美梦破碎了。如果去轻井泽，一切都会好些。”用家族的珍宝换得最低限度的食物，这位富家小姐见证了令人绝望的匮乏，“饥肠辘辘的一家人，到树林里去找蘑菇吃，他们全都死了……我永远不会忘记这样的事情。” 她们的母亲回到东京，留下小野洋子和弟弟独自承受乡间人们的鄙视。“我在美国受到迫害，我在东京同样受到迫害。”她轻轻咳嗽了一声，微微一笑。战争结束后，她坐在大卡车后挂斗里回到东京，司机喊道，“东京，这是东京。”“我完全无法相信，这里什么都没有，人们住在废墟中……但与此同时，经历过这一切之后，我知道，我可以度过任何困难。” 爱最终会取代仇恨吗？时隔多年，那种痛彻的情感仍在上世纪60年代一辈的脑海中翻涌，他们仍然不能原谅小野在“史上最伟大乐队”间制造的裂痕，对此，小野也一直不能释怀。但在当时，这种冲着小野的仇恨是混杂着种族主义、性别歧视的可耻而恶毒的混合体，伴随着对那位坚忍不拔、深受爱戴的利物浦人变得自命不凡、装腔作势的不理解。英国人觉得小野洋子抢走了他们的国宝，没准他们现在还这样想。 多媒体创新者 如果未成为列侬夫人，这个世界会知道小野洋子吗？——“最著名的无名艺术家”，正如列侬形容的那样。看完展览，答案应该是一个**的“是”——这是一个他俩喜欢的词。与列侬相识前，小野已经为自己确立了“多媒体创新者”的形象——一个力图使各种表现的和概念的艺术作品达到一种诗学本质主义的先锋。你可以在她的电影里捕捉到这种大胆的天真，最佳案例来自1964年她在蛇形画廊展览上的行为作品《切片》（Cut Piece）。她面无表情地坐在台上，任由观众从她的衣服上割下碎片——观众一开始还有点不由自主的紧张，后来就越来越无所顾忌。影片带来了与希腊戏剧一样的困扰效果。 《苍蝇》（Fly）则是对1930年代超现实主义的回响。一只肥硕的苍蝇落在女孩丰满的上唇上面。它爬来爬去，嗡嗡作响，嘴上的吸管微微翕动。她一动也不动。它慢慢地爬到她下嘴唇，悠然自得地停在那濡湿的缝隙处。实在恶心极了，但又令人惊叹。在所有的古怪背后，是让人震惊和入迷的美。 不要低估小野洋子和列侬一起创作出来的艺术和音乐（有些非常糟糕，但还有一些，比如“Approximately Infinite Universe”，是无可争议的佳作）。 时至今日，40年过去了，小野仍然在“给和平一个机会”，正如他们在蜜月套房的床上，对着狗仔队的镜头，对着全世界歌唱。 “暴力应该停止了。”在这个现实的社会，她的姿态始终如一，“每天我都在推广‘想象和平’(Imagine Peace)。这是一种群体冥想，全世界的人都可以参与。如果你想象和平，你就不会杀人了。这不是很好吗？” 你有多想让生活变好？ 小野洋子艺术创作的灵感可以追溯到她的童年。 “一切都是从音乐开始。”她回忆说，上学之前她被母亲送到位于东京池袋的自由学园明日馆，这所由美国建筑大师弗兰克·劳埃德·赖特设计的屋子里曾经诞生了许多日本音乐之星。她的家庭作业是倾听家中白天的声音——表针的嚓嚓声、水龙头的滴答声——然后把它们变成音符。将噪音转化做音符，听起来似乎是约翰·凯奇发明的玩意儿。然而，凯奇将在1950年代影响全球，早在1930年代，类似的概念成了日本一所幼儿园的家庭作业。之后，日本遭到毁灭性的军事报复时，那些专注于感官反映的时光就变得相对珍贵了。 那种“再看、再听、再想”的禅修，那种将日常生活中的世俗王国转换为先验王国的能力一直伴随着她，从东京到纽约。不需要太深入的人类学分析，就能看出她的禅学遗产对抗着1950年代投机的物质主义，无论是战败的日本还是战胜的美国，都期待从战争中获得回报。在美国和日本所有战后恢复中，她最感兴趣的是“精神的恢复”。归根到底，最重要的是：“你到底有多想让生活变好？” 在纽约钱伯斯大街“冷水公寓”，她进行了一系列表演和音乐会，极简主义的“指令”和瞬态经验替代了框架图像的静态和自命不凡。眼睛和大脑替代了图像，这一技巧可爱、自由，是真正的创新，“我觉得艺术应该像科学一样，总是发现新的事物，我希望成为居里夫人。” 1966年，当约翰·列侬和小野洋子电光石火交汇的那一瞬间，小野洋子已经是一位颇有名望的先锋概念艺术家。她坚称自己真不知道他是谁，那时候是干吗的。“我只是看到这个看起来很有魅力的男士对我的作品非常关注。”对于即将降临到他们头上的披头士狂热，他们一无所知。“我很天真，我们都是……我觉得一切将会很棒。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我的工作消失了。而约翰，即便他有那么强大的力量，也开始遭到抨击。”她沉默了一会儿，宽阔而阳光的脸庞飘过一朵悲伤的乌云，“想到我可能是这一切的原因，我觉得非常沮丧。” 然后，她回忆起一切美好的事物：她和列侬合作首张专辑《Full of
Things Not Done Before》的那个漫漫长夜。黎明的微光穿透窗户，“我们觉得彼此就是居里夫妇，试图改变世界。我知道这种骄傲感可能被一些人视作傲慢，但那不正是活着的理由吗？”她还记得自己制作的一部电影，列侬有时显得神秘的面容融化作一个邪恶的坏笑。此时，你会意识到，小野洋子果真未曾改变，即便经历了全世界，经历了所有的过往，她依然像一个永不变老的孩童。对她而言，一个微笑就是一件艺术品，富人再有钱，也无法在拍卖会上买下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