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川自述：回到日常

走出去

从小学习绘画的经历使“走出去”成为一种习惯，因为我在各种场合被告知，外面的一切，无论是对于学习绘画还是个人成长都至关重要。在速写本时代，世界都是通过由眼睛–大脑 - 手组成的系统转移到纸面上，也留在了记忆中。我相信在这个系统下，为了那些已经尽可能迅速和准确的记录，还有技法的学习，风格的揣摩，我一定丢掉了许多观看。当然换来的是对那些被选择了的对象（有时候是类型化的）更为深入的观察和刻画。自己这个系统就是在这样长期持续的磨练中不断成长进步。这能够带来不少自信和小小的成就感。后来我慢慢地明白这些留下来的并不是对世界的记忆，而是自己的轨迹。即便如此，对于这个阶段我也没有丝毫的抱怨，甚至时常怀念。

换系统

这个系统的淡出始于胶片相机，终结于后来的数字相机。取而代之的新系统是眼睛–大脑 - 机器（包括后来的电脑）。区别在于在第一个系统中，虽然手头功夫必须依靠不断地实践和学习循序渐进的获得，但是他始终是个长在身上的可控的东西，而后来的机器却是陌生的。逐步了解和把握它的过程并不比手头功夫的获得来得轻松。摄影的系统似乎更加鼓励“走出去”，因为它本就擅长于“带回来”。今天，它的问题更在于带什么、带给谁、怎么给。无论是拎着相机东张西望，还是打开电脑面对层层排列的文件夹，我随时能感受到这些问题的存在——今天这个系统几乎就是我们观看的本体。在回看这些照片时，我确信带回来的不仅有世界的影子，还有彼时彼地的自己。而这一系列的“彼时彼地”不仅累积出了世事变迁，也再一次串联出了个人的轨迹。

路上

走出去还因为大家都说风景在路上。这一点我觉得至今没变，前提是你得有所准备，比如将风景的定义做适当调整。这样我就仍然有理由走出去，并且在路上随时停下来拍张照片。时间长了我意识到完成这个转换的关键是对于“美好”的放弃。当然也别老想着五年、十年前的这里曾经如何如何。风景没有绝迹，只是它们大多被铁路、公路、桥梁、管道、电线、围栏所分割，变成无数的碎片。对此，任何享受着现代化所提供的所有舒适便捷高效的人都没有权力报以简单的批评和抱怨，无论是电线杆还是高速公路。当然有时候那些念头也会占据头脑，这时候保持适当的幽默感和想象力会很重要，与沉重的历史感同样重要。在宁夏去往甘肃的贫瘠高原上，矗立着上百个发电的风车，十公里外看上去纤细而闪烁。但当你从它们中间穿行而过时，其自身的巨大体量和工程的规模都足以使人感到压迫和震撼。说实话我更愿意接受有它们的这片土地。从兰州至临夏以前要走4个多小时的国道，这条路上我有对于西北乡村最画意的记忆。今天的高速能让时间缩短一半，伴随的是掠过树梢的不曾有过的陌生感。这种感受我觉得可以算是过去的记忆在今天的续写和延伸。因此，再看到旷野中孤单伫立的烟囱，我或许不会用摄影的方式将它遮蔽，而有可能选择把它放在中心，正中心——今天它就是风景，沿途的风景。 但是依旧有些东西只能是现实，成不了风景。

八月初，吴定高速子洲段穿行于郁郁葱葱的黄土高原，看来陕北的绿化应该是已见成效。然而转入绥德通往米脂的国道后，尘头大起中逐渐清晰的看到的是沿途密集拥立的大大小小石雕石刻。它们立在那，挡住了背后地里的庄稼和想要远去的视线。麒麟狮子、盘龙白象、亭子牌楼、墓碑牌位、佛祖先贤，要么排列如军伍，要么交堆积如乱石。空中白色石粉甚嚣尘上，迎面首尾相连超载重卡呼啸而来，间隙中间或闪现出羊肉面招牌，这段路程上我彻底“被穿越”了。我拍了很多照片，但是我不能将其纳入风景。拍照片是因为我以为我找到了之前在众多寺院乡镇机关看到的石刻现象的源头，同时也为了给这种体验留下触发记忆的开关。这些以“中国石刻之乡”定义自己的地方不在少数，地方经济想必多少已经从中获益。否则无论是眼前的“繁荣”还是遍地开花的“成果”都无法解释。但是对我来说，在接纳这样的现实为数不多的途径中，摄影是首选。

寺院

在拍摄《龙》的时候，我明白了我的对面，龙的身后乃是复杂的社会历史和人，而我也身在其中。或许是因为照相机这个东西总是能够让人通过对那些表象中转瞬即逝的缝隙加以凝视，从而获得一次次触及背后实质的机会。所以尽管明明知道难免管中窥豹，却愈发的执相而求。龙作为一个曾经的图腾、权利和财富的符号，再也不代表以往的族群、尊贵和力量。对此它自己无能为力，因为敬畏已经消失。在今天中国的社会现实中，这种消失的普遍性使龙的无奈充其量只能是个典型代表。

我从小喜欢寺庙这种地方，无论佛教道教还是民间祠堂，也包括后来去过的西方教堂。因为记忆中这里总有一种特别的气氛，一墙之隔两重世界。但是今天，这种差别已经在绝大多数的寺庙中消失。现在尽管我依旧甚至更喜欢去此类地方，但是对于感受那样的氛围根本不报幻想。另一种原因，一种复杂的混合的情绪驱使我走进经过的每一座寺庙的大门，无论门庭若市还是寂寥破败，无论在我看来是俗俾丑陋还是遗韵尚存。

我看见从五台山的禅院到武当山的道观，门前的狮子、凭栏上的石刻正在变得不分南北，而殿堂内外的塑料假花早已别无二致。如果你没见过双林寺的彩塑，那么眼前的罗汉和四大天王中的许多因为金碧辉煌和色彩斑斓或许满可以入眼，我相信在后代的心目中它们迟早会成为“正宗”。但问题是那些形象是挥之不去的。从一度的心怀怨恨到现在的不放过每一次目睹和记录的机会，我实在不知道我的心理是不是已经完成了某种扭曲，以至于在绝无仅有的南禅寺、佛光寺这样的地方，我竟然根本就没有拍照的企图。

在甘肃永昌西面的祁连山麓拔地而起的骊靬古城，等不及竣工就已开业。据说有一支古罗马雇佣军厌战东逃，至此驻足并与当地人融合。这不仅在此地繁衍了高鼻深目的特殊族群，也留下了被称为“骊靬文化”的说法。今天，对于任何一个地区这样的说法都是一笔丰厚的历史馈赠。在中国只要有哪怕是只言片语的历史掌故的牵连，也断然要倾力挖掘和光大。但是事情并没有因为顺理成章而变得可以预见。在兴建中的骊靬古城，在古代城墙、金山寺院、广场中的韦陀菩萨和古罗马万神殿的奇妙组合面前，我们荒诞的现实再次被“创意”超越并狠狠地丰富了一把。万神殿的内装修还在紧锣密鼓的进行，金色的罗马柱旁佛祖金身还过着最后一层塑料布，门后的阴影中千里眼和顺风耳已经就位，最后被放到哪里没什么区别。中间部分顶天立地十几米的物事仍然被裹得密不透风。这回，我干脆放弃一切徒劳的猜想，我真的需要找机会再去亲眼看看。

日常

“搞创作”这个词很早就被深深的植入思维。在画画的系统中，它与写生处在不同的层次，且多半是回来后的事情。这种先入为主影响已经转变为习以为常的定式，好像创作须得“入境”后才能进行；同时在摄影中被奉为标准创作模式的却是“走出去”。有意思的是许多人往往还要再强调一下“搞创作”。在我这，随着第一个模式的逐渐动摇，第二个模式也并未能够取而代之。两个怀疑一个理由，因为这两个模式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将艺术的实践（创作）有意无意的局限在特定的时间时段或者地点，或者固定的模式（架势）下。今天即便是如摄影照搬带有招牌性的外部特征的艺术门类，在实践层面其实也早已是大异其趣。如果碰巧你选择了“造像”的方式，那么这个过程本就已近乎于绘画了。因此重要的并不是“出去”或者“回来”，而是你是否处于与艺术相关的思考之中。

摄影也真真的是个很不寻常的多元系统。在数字的今天，大量的可以不计成本的拍摄的确已经导致了对“图像的恐惧”，以及随后而来的对大量产生的电子图像——我们称之为垃圾图像——的抵触和蔑视。但这种现象的存在并不意味着结果的唯一，因为这中间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同时在垃圾本身都已成为艺术的重要对象的今天，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垃圾图像本身也自会具有其视觉意义，因为它是今天社会生活的有机组成。于是终于在某一时刻，电脑中大量积累的影像传递出的某种启示和邀请变得明确，使我确信摄影这东西的确能够将“日常性”发挥到极致，把我拉出关于“创作”的约定俗成，回到其实一直身在其中的日常之中。

过去几年中对于“中国传统的现实存在”的持续关注在我的电脑中留下了太多的图像，它们中的一些变成了《燕京八景》和《再聚焦：龙》，但是更多的数以万计的照片却有些“日长篱落无人过”的意味。不过图片的力量即便在静默中也蓄势待发。它们悄然转化成某些无形的东西在影响这我，前提是我去看它们。这是一种印证，它们越来越清晰的让我从这些天南地北有意无意带回的照片中感觉到一种来自现实的普遍和共性。这是那些我在排斥和关注的矛盾中屡屡遭遇的今天中国的现实。这种意识逐渐变成了自己在这段时间内的视线选择，把我带到一个又一个巧遇跟前，继而透过这些采集来的切片去斑窥背后庞大的实体。在永昌，我再次感受到这样的一次“到得眼前”的必然，面对这些奇异的切片，惊异之余又是如此的似曾相识。 伴随摄影的这些年，想法一直阶段性的在变化，相信以后也会是这样。我想只要理由充分目的单纯，只要艺术的实践与生活本身之间因此得以继续保持顺畅的关系，那个人与媒介之间这样的互动是完全值得期待的。

责任编辑：吾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