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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研究员) 伊葆力 李新泉
此画绢本设色,长342厘米、高129厘米(注:由8幅寛43.5、纵129厘米的绢联缀而成),自上至下划为三区,内容分别绘药师佛变相、人世间相、地狱变相。全画描绘了佛教供养、地狱轮回和当时社会上耕织、居家、燕享、出行、畋猎、赛会等多种场景,共出现各类人物86个,各种动物30多种(见附图一),而其中“人世间相”部分,场景与人物形象的描绘,写实,真切,传达了丰富的历史信息,堪与同时期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并论!
这是一件幅面阔大而且内容丰富的古代绘画,上个世纪末发现于甘肃省武威市(据说相伴出现的还有数卷西夏文经书),画面虽微有残损,但保存尚称完好。 2007年,此画辗转流入北京,为一书画爱好者购藏。此画无题目,无榜题,也无题款,“三相图”的题目,是笔者根据画面内容所加。
一、药师佛变相
药师佛变相位于画面上部,约占总画面的三分之一,以云气纹与中部的“人世间相”隔开,从左至右通栏绘佛教人物12个:其中佛像三尊居中,供养菩萨和伎乐飞天9个,左四右五,分列两侧。人物描绘线条流畅,笔致细劲,色彩明丽。药师佛双足跏趺于莲花宝座中央,宝冠璎珞,右手脐前捧钵,坐莲座上;左旁是日光菩萨
,右旁是月光菩萨,均胸饰璎珞,端坐莲座,双手结印,宝相庄严;三尊佛身后均饰圆光、祥云、远山、宝树(见附图二)。两侧供养菩萨和飞天,或手捧宝花、蔬果,或手捧宝器、乐器,俱长带飘飞,御风而来,作供养佛祖之状(见附图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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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师佛,也称药师三尊、东方三圣,又作药师如来、药师琉璃光王如来、大医王佛、医王善逝、十二愿王。为东方净琉璃世界之教主。通称为药师琉璃光如来,简称为药师佛。因能除生死之病,故名药师;能照三有之暗,故云琉璃光。药师是东方净琉璃世界的教主,率领着日光遍照与月光遍照二大菩萨等眷属,在东方净土化导众生。据《药师如来本愿功德经》所说,东方净琉璃世界纯一清净,无诸欲染,也没有三恶趣等苦恼之声。其庄严殊胜之处,恰好与阿弥陀佛西方净土,可以相互辉映。佛经认为,药师佛的弘法利生工作,系秉承成道以前所发的十二大愿而来,而这些誓愿的主旨,虽然也在促使众生早证菩提,但另一方面,也着重为众生求得现世的安乐。这些,与阿弥陀佛的偏向来生安乐者稍有不同,这也就是佛教界将药师法会视为现生者之消灾延寿法门的缘由。所谓“药师三尊”,即主尊药师如来及左胁侍日光菩萨与右胁侍月光菩萨的合称。日光、月光二菩萨,在《灌顶经》中,中文译名为日耀、月净二菩萨,并为药师佛的两大辅佐,也是该佛国中无量菩萨众的上首菩萨。
佛经变相,简称“变相”,是古代佛教画的术语,即用用绘画或雕刻来表现的佛经故事,内容分为三种:
一是根据某部佛经,把其至尊及侍从在所领区域内(净土)的种种活动,用绘画表现出来,称作“经变”,如此画“药师佛变”表现的内容。二是依据释迦牟尼传记,把佛一生的故事单独或系列地图绘出来,称作“佛传”。三是依据本生(指释迦牟尼降生净饭王家为太子以前的许多世)故事的经典,绘成独幅或多幅画,称作“本生”。
一般而言,在我国古代,这种经变相,多以壁画和立体雕塑(石、泥的材质)去表现,此风至唐代尤盛,宋代以后,则多表现于缂丝、绣像或绘于绢、纸画上。
由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党项族建立的西夏政权,是个笃信佛教的国家。西夏前后历十帝,与宋、辽、金相对峙,国祚近二百年,但在目前所能见到绘画遗存中,大都为佛教文化类型。如在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和黑水城遗址,都发现有西夏佛教题材的壁画存在,近年,间或也有木板、绢帛佛教题材绘画出土。应该注意的是,在这些佛教绘画中,药师佛变相,是出现最多的一个内容。对于这种现象,霍永军在《西夏壁画药师佛像的出现与造像特点》(《读者欣赏》2011年01期)认为,西夏建国前,在很长的时期内过着游牧生活,医疗水平非常落后,对疾病的治疗,只能是求助于神灵。药师佛偶像的出现,为党项人带来了寄托,因此随着佛教的不断深入,药师佛在壁画和经变中大量出现,成为当时造型艺术中一个热门题材。
二、地狱变相
地狱变相位于画面下部,约占总画面的四分之一,共计绘6个场景,计有人物、鬼怪18个。构图上以烟气纹与中部的人间世相隔开,从左至右间绘“四神”——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每种神灵皆圈以环饰。在四神间隔处,均描绘两个地狱场景:分别为毒蛇地狱、恶狗地狱、箭树地狱、磨碾地狱、锯解地狱、镬汤地狱。其中描绘的世人在死后坠入狱府,脚镣手铐,刀劈锯解,遭受种种酷刑的惨状,以及狱府司官及牛头、马面、青鬼、赤者的凶恶,确能令观者感到阴气袭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见附图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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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狱变相是宗教绘画中常见的主题之一,也是佛教方便教化的一种独特艺术形式,同其他“变相”作品一样,用图画雕塑等具象的艺术手法诠释经文。在我国古代庞大的艺术体系里,“地狱变相”作为说教类的作品曾一度十分盛行。“地狱”一说在人类文化历史中极为常见,地狱作为极乐世界的对应,承载着人间罪孽的惩罚功能——入地狱者必须经受严刑拷打和万般折磨才能赎罪,进而超生。这种观念,意在劝人们在活着的时候多做善事、多积德。当时,这种思想虽属迷信,但也反映了普通民众的善恶观和社会道德标尺。
四神,也叫作四象、四灵,即青龙,白虎,朱雀和玄武,是我国古代人民崇拜的威武而有灵性的动物神,这四组动物,也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四方之神灵。春秋战国时期,由于五行学说盛行,所以四象也被配色成为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两汉时期,四象演化成为道教所信奉的神灵,故而四象也随即被称为四灵。佛教传入中国后,儒释道合流,“四神”也成为护法灵物,所以其形象也偶或出现于佛教艺术的创作中。
三、人世间相
人世间相位于画面中部,约占总画面的二分之一。此部分共描绘人世间各类场景18个,共计出现人物56人,家畜(猪、羊、牛、马)、动物(虎、豹、鹿、野猪) 30余头。
这一部分的构图布局,也是自左向右。开端一组描写西夏社会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场景的画面,上部绘农夫10余人,分别进行牛耕、耙耨、下种、 耘禾及收刈、登场、堆垛的劳作;下部绘推车运炭、担水及二人抡锤锻铁的画面;接着绘三名妇女,一人坐于织机前纺织,二人立于桑树下采桑(见附图六)。这些写实的描绘,反映了当时西夏社会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情景,可称为形象记录西夏国男耕女织的画卷。与采桑场面相连接的,是一系列生活和习武的小场景,分别为宰猪、弈棋、牧羊、宴享、家居、练武、射箭、斗牛、摔跤,构图布局独立成章,人物造型准确而富有情趣,犹如一幅幅写生小品,真实的表现了西夏国中下层人民生活的俗世百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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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世间相”这部分中,占据幅面最大,而且居于显著位置的,是贵人出行畋猎和勇士赛马、夺羊的场景描绘。前者描绘贵人夫妇分别乘牛、马所拉小车(一亭式尖顶,一卷棚顶),前有两个武士和两个文吏骑马前导,武士甲胄执戟,文吏风帽长衣执旗,后有8名仆人婢女跟随;仪仗前,起伏连绵的山林间,一些头戴尖顶盔的骑士,正纵马拉弓,追射四处奔跑的虎豹狐鹿(见附图七)。勇士夺羊活动的场景描绘,构图集中而富于动感:一群赤裸上身的粗壮汉子,骑马夺羊,而此时的羊,已被两个壮汉各执一端,争抢不下——人物的表情,马匹的动态,与情景的紧张感,都描绘的十分准确传神(见附图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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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西夏“三相图”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如果从文化类型上分,这幅新发现的西夏国“三相图”,无疑属佛教文化的遗存。然而,今天详细品读该画的内容,就会发现,本画的“人世间相”的内容,恰恰是其精华的部分:画面所描绘的种种人世间场景,风俗画式的再现了距今近千年的一些历史细节,为我们提供了当时农业手工业、家居民俗、军事体育、骑射狩猎等形象的资料,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
西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里一个成员,曾经活跃在公元十一至十三世纪中国历史的舞台上,对古代西北地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建设,作出过较大的贡献。遗憾的是,相比同时期的其它王朝,今天我们对西夏国历史和文化的了解研究,还不够细致深入,具体说到西夏的绘画艺术,更是知之尚少;而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是文献记录与实物资料的缺乏。目前所能见到的西夏绘画作品中,大多是佛教内容的壁画、木板画,近年虽然出土了一些绢、纸类绘画,但几乎都是线描佛像,而且保存不好,面世者多为残帛断缣。本文所述“三相图”,蕴含深厚,内容丰富,构图繁密,用笔细劲,敷色精准,尺幅阔大,可谓是一件历尽沧桑而保存完整的鸿篇巨制!
“三相图” 就艺术性而论,虽然难于同南北朝、隋唐和同时期的两宋绘画相媲美,但从中国佛教美术史和民族美术史的角度看,它的传承关系,它独具的时代特点和民族特点,是不应被忽视的。若论此图技法,主要表现在在人物刻画方面,如对“药师三尊”的描绘,在构图,造型、勾描、敷彩等方面,即远宗唐法,近承宋风;对人物形体及衣带部分,运用铁线、莼菜条、兰叶描法,画山石则用折芦描,发挥了线描这种中国绘画特有的艺术语言。毋庸讳言,此图作者描绘佛教人物和马,造型准确,形象生动,有驾轻就熟之感,但所绘山石林木及一些背景动物,则令人感到技巧稚嫩和笔法不甚成熟。如狩猎场面中山石林木的画法,仍停留在唐代张彦远所论北朝山水画
:“人大于山,水不容泛”、“树若分臂布指”的幼稚阶段。
西夏的绘画艺术,是中国美术史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既是一个民族、一代王朝的文化结晶,又以自己鲜明的民族特点和地方特征,传承、发展和充实了中华民族的古代艺术的宝库。我们对西夏绘画艺术的发现和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而鸿篇巨制“三相图”的发现,无疑对深入研究西夏绘画,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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