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牛顿是因为被树上掉下来的苹果砸了脑袋，才悟出了“万有引力”定律的话，那么在中国书法史上，也确实多次出现过这样的“苹果”。只是相对于砸了牛顿的那个苹果，这些砸在书法家头上的“苹果”们更显得扑朔迷离、妙趣横生。中国书法史上的苹果，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暗的，需要分析才能明白；一种则是明的，直接见于史料记载。

先说暗的。书法虽然是有形的，但真正用语言将其直接描述出来，却是一桩极难之事。西晋卫恒所谓“睹物象之所思，非言辞之所宣”，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故自古以来，人们往往喜欢用比喻的方式描写一个人的书法、一种字体或者一些笔画的特点。其实仔细分析一下，这些比喻的本质，也无非都是书法家们受了外物启发的结果。

描写个人书法特点的，如赵孟頫说：“东坡书如老熊当道，百兽畏伏”，“秦少游书如水边游女，顾影自媚”，“黄太史书如高人胜士，望之令人敬叹”，“米老书如游龙跃渊，骏马得御”。描写某种字体的，如卫恒《四体书势》，其中所描述的古文、篆、隶、草四体，可谓极尽用比喻之能事。如古文之“其曲如弓，其直如弦”，篆书之“水露缘丝”、“鸿鹄群游”，隶书之“钟簴设张，庭燎飞烟”，草书之“兽跂鸟跱”、“狡兔暴骇”。描写点画的，如传为卫夫人所说：“点如高峰坠石”、“横如千里阵云”、“竖如万岁枯藤”、“撇如陆断犀象”、“捺如崩浪雷奔”、“勾如百钧弩发”，等等。

再说明的。据史料记载，最早被砸的书法家是张旭，砸在他头上的“苹果”有两个：一个是见公主和担夫争道；另一个是观看公孙大娘剑器舞。李肇《唐国史补》载：张旭草书得笔法，后传崔邈、颜真卿。旭言：“始吾见公主担夫争路，而得笔法之意；后见公孙氏舞剑器，而得其神。”

我们不妨这样来理解这个场面与张旭得笔法之意的关系。当公主和担夫争道时，二者本身就已经形成了多组矛盾关系。公主之矛盾在于，虽为君而不失其女子阴柔之本性。一方面，她不能有失公主至尊至贵之威仪而让道于担夫；另一方面，又不能在争道过程中出现“攘臂而争”或“手自对搏”等有失仪态之举动。故虽然面对外形雄强于己数倍且肩荷重担的担夫，公主仍需正步徐行，威严端庄。担夫的矛盾在于，虽雄强彪悍，颇具阳刚之气，其肩负的担子又无疑增加了这种横向的雄强之势，但突遇公主，却绝不敢“争路”，而是侧身斜担地疾步而过，这就表现出其身份卑微的一面。简言之，在那一刻，双方各自性别上固有的阴阳定位，顿时发生了一种微妙的变化，即公主乃“阴中之阳”，担夫是“阳中之阴”。这样，在本来是一阴一阳的大矛盾组合中，又出现了一系列的子矛盾组合，这些矛盾组合共同形成了复杂多变而又难得一见的画面。正是这个画面，激活了张旭的书法灵感，从而产生了草书结字与章法方面的顿悟。

至于观公孙大娘舞剑对张旭的启发，则又经大诗人李白的《怀素上人草书歌》而变得家喻户晓，尽管李白诗中并不是赞扬张旭的。为了赞颂怀素，李白不惜贬低张旭，他说：“古来万事贵天生，何必要公孙大娘浑脱舞？”从而衬托出怀素“我师此意不师古”的书法天赋与逍遥境界。

此后这样的苹果就频频而至。唐代的怀素曾通过观察“拆壁之路”和“屋漏痕”深悟笔法，又“观夏云随风变化，顿有所悟，遂至妙绝”；颜真卿、褚遂良则分别通过“锥画沙”、“印印泥”悟出笔法。宋朝的黄庭坚通过“观长年荡桨，群丁拨棹”悟得用笔，雷太简、文与可则分别通过“闻江声”、“观蛇斗”而书法大进，等等。这一系列的历史典故，都是古代书法家们凭借书外之物而获得灵感的典型事例。

宋人朱长文说：“盖积虑于中，触物以感之，则通达无方矣。”这些通过视觉或听觉刺激而获得的书法灵感，后人或信之，或哂之，或诠之，或辩之，但不可否认，书法之灵感，确实与“观于物”而“有动于心”的外物刺激有着这样那样的内在联系。试想，如果砸在牛顿头上的不是苹果，而是梨子或桃子什么的，不也一样有可能导致“万有引力”定律的产生吗？（文：杨加深）

(本文作者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副院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责任编辑：吾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