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科到博士——80后一代批评者几乎共享的人生轨迹，文学的魅力渐渐变得黯淡。在高度专业化、分工化的学术体制里，文学批评分裂成毛细血管般的无数支流，没有对话，没有读者，每一篇完成的文学批评，都像一封寄向深渊的信，轻飘，空洞，没有回响。未来的路则像大理石铺就一样笔直而明确，也像大理石一样坚硬，在安稳中耗尽热情。
父辈的批评同样从“我”开始，但父辈的“我”带有普罗米修斯般的悲情与壮丽：“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父辈的文学批评无疑是光荣的传统，不过，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故事，而对于80后，这种批评的使命，黄平说，一言以蔽之，是通过文学重建个人与共同体的关联。
褒贬俱来 吴之如 绘
以韩寒1999年出版长篇小说《三重门》为标志，80后作家登上文坛并引起媒体和大众广泛关注已经过去十余年。同样从事文学工作，80后批评家却似乎成为被忽视的角落。不久前，中国作协创研部、理论批评委员会和现代文学馆联合举办的“青年创作系列研讨·80后批评家研讨会”在京召开，当一批年轻的批评家集体出现在文坛上时，前辈批评家在惊讶之余，给予了他们很高的评价：学识广博，感觉敏锐，接轨传统，打通经典，理论视野开阔，善于在务实中求新，相比前几代批评家，多了“后”知识，富于潜力，与文学批评中的50后、60后、70后构成了很好的衔接……
80后批评家迟到了吗？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批评家。中国作协党组成员、评论家李敬泽说，每一代的作家总是能和同代的批评家有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的呼应关系。这种呼应关系，是整个文学生态非常活跃和健康的构成因素。80后的提法早已出现，80后作家涌现了一大批，有的继续茁壮成长，有的都快成明日黄花的时候，80后批评家们忽然出现，这个现象本身是值得研究的。但李敬泽指出，80后批评家的“迟到”，某种程度上也是这一代批评家在文学生态上的特殊位置所决定的。年轻批评家的成长确实要比年轻作家的成长慢一点，难一些，某种程度上讲，需要外力从旁协助，形成话语场地，在场地中尽快成长。
80后批评家的姗姗来迟，另一个重要原因和媒体宣传的缺位与人们的偏见有关。
在2012年3月重启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时，就有记者问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吴义勤，为什么当今没有80后批评家。吴义勤当时就说，有啊，比如杨庆祥、比如金理等。但后来吴义勤想，虽然学术界觉得80后批评家已经出现，而且非常优秀，但是大部分媒体、大众还没有这个意识。这个和宣传有关，也和人们的前理解或者偏见有关，认为这个时代不会产生批评家。但实际上，吴义勤认为这几年70后、80后批评家成长非常快，他们进入文学现场的能力和形象都非常正面。近几年中国现代文学馆开展了两项重要工作，一个是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评奖，另一个是聘请客座研究员，这两项活动中，80后优秀批评家都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
对于文艺评论的偏见或者“无视”，不仅仅存在于80后批评家身上，更成为文艺评论界共同面临的一种普遍现象。评论家雷达就说：“现在文坛对理论批评这一块儿是不公平的。经常碰到一些采访，问文学批评为什么缺席？文学批评为什么失语？文学批评为什么这么差？说多了，也似乎是这样。其实不是。我觉得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差不多，并非其他都很好，只有文学批评最糟糕、无药可救。”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故事
当标举出80后批评家的说法时，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就是，他们和前几代批评家有何不同？李敬泽说，这确实值得认真探讨。在一个健康的、创造性、建设性的文学生态中，批评家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无论是社会、公众、读者，还是批评家自己，对于批评应该做什么、能够做什么，可能存在各种各样的分歧，在这种时刻，年轻批评家出现就有格外重要的意义。这样一批年轻人，对批评的认识、对批评实践如何展开，有一定的想法，同时也会给批评生态和文学生态带来新的因素。
评论家南帆则敏锐地指出，80后批评家中有一个重要特点，即学识都很好、都对历史感兴趣。在当天参加研讨的批评家中，南帆希望看到形式文本的分析，或者语言学的分析，但都没有发现。
会议中，两位80后批评家，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黄平和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杨庆祥，他们的批评理念，一个鲜明地体现出80后这一代人的特色，一个则很有务实之风，令记者印象深刻。
“本科到博士——80后一代批评者几乎共享的人生轨迹，文学的魅力渐渐变得黯淡。在高度专业化、分工化的学术体制里，文学批评分裂成毛细血管般的无数支流，没有对话，没有读者，每一篇完成的文学批评，都像一封寄向深渊的信，轻飘，空洞，没有回响。未来的路则像大理石铺就一样笔直而明确，也像大理石一样坚硬，在安稳中耗尽热情。”极为个人化的言说中，凸显的是一代批评者的心路历程。
在黄平看来，“从个体出发，重返共同体”是他的批评宿命：“回顾自己往昔微茫的通过文学的挣扎，不过是更为广阔的现代性方案的极小的一部分。自己以为走在一条与众不同的奋斗之路上，其实是这个时代最主流的剧本。一切都像瓦砾一样从大地上被神秘的力量吸起，重建新的世界。走不出‘我’，无论我走到哪里，走了多久，还是依旧被封锁在宁静的苍白中，这无法欺骗自己。”
但这一代人的“我”，已经不同于前辈。作为一个80后的文学批评者，黄平理解并且尊重父辈的批评观。父辈的批评同样从“我”开始，但父辈的“我”带有普罗米修斯般的悲情与壮丽：“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文学批评之所以在80年代迎来了黄金年代，在于有着巨人般的关切。父辈的文学批评无疑是光荣的传统，不过，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故事，而对于80后，这种批评的使命，黄平说，一言以蔽之，是通过文学重建个人与共同体的关联。
杨庆祥则通过两个直观的事例，让人们重新思考当代文艺评论的价值。
第一件工作是中国人民大学程光炜教授最近几年主持编撰了一部比较大型的当代文学史资料丛书，杨庆祥和黄平负责其中的中国当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部分。因为条件和人力所限，他们仅仅遴选了比较重要的40余种期刊，时间跨度是1949年—1989年。他们用了近两年的时间组织一批研究生进行资料的查找、复印和校勘工作，最近北京大学出版社将这批目录资料进行了录入排版，结果让杨庆祥吃了一惊，居然多达450万字。等这一部分目录出版后，他们还想继续编撰1989年以后的期刊目录，可以想象得到，这个规模将会更加惊人。由此杨庆祥想到一个批评的问题：面对当代如此海量的文学作品，当代批评所肩负的重任可想而知，如果没有一代代批评家的工作，很难想象文学史该怎么去书写，经典该怎么去确立。
第二件工作是近两年杨庆祥和香港大学的宋耕教授有一个合作项目，想把一批青年作家的作品，主要是80后作家的短篇小说，翻译成英语结集出版。在这个项目的合作过程中，宋耕教授坦言他们对当代文学的翻译很感兴趣，但因为当代文学的作家作品对他们来说简直就是天文数字，所以他们必须依靠值得信任的大陆批评家为他们提供帮助。
杨庆祥说：“在一个批评家被边缘化、批评好像日益得不到尊重和信任的大众文化语境中，说实话，这两件工作让我对批评有了更多的信心。今天的青年批评家当然不可能有80年代的那种激情和自豪感，但似乎也不必过于妄自菲薄而至于一种职业的虚无主义。不管对当代批评浅薄的理解和排斥如何甚嚣尘上，作为批评者的我们，却应该有一份敬业之心，真正有效的批评从来就不会缺席于时代精神的建构，关键问题是，我们是否值得信任。”
对于什么是好的批评，杨庆祥给出了自己的看法：“我觉得真正有效的批评应该同时在这几个向度展开。好的批评应该有一种历史感，应该有‘向后看’的意识，没有这种‘向后看’，批评就容易沦为‘时评’，当下就容易被‘膨胀’，批评从本质上讲就是一种遴选，而遴选，如果缺乏历史的标准，就很难沙里淘金。同时，好的批评也应该‘向前看’，不仅在历史坐标中将位置找好，而且应该通过种种的比较、衡量、区隔，指出新的美学原则和新的写作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好的批评应该内涵三维的空间：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这是一种批评的‘共时性’原则，没有这个原则，批评就会变得浅薄、轻飘，批评就无法完成其遴选和建构的使命。”
新现象需要新的批评力量的介入
面对80后批评家，前辈们在鼓励之余，也指出了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了更高的期待。
在吴义勤看来，80后批评家的思想、眼界、锐气、敏感度，都没有问题，但是，在今天这个众声喧哗的时代，批评家面对的诱惑越来越多，要做好评论，还需要做好以下几点：耐心，不能太焦虑。现在高校很多博士、硕士着急发文章、评项目、拿奖项，这不利于批评的开展；用功，最简单的一个指标是阅读量。很多批评家对理论的兴趣大于对作品阅读的兴趣。对阅读作品，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但是文学评论要学会两条腿走路，文学作品的阅读量非常重要，怎么在文学现场中跟上文学的节奏，作为最新锐的批评家，这是基本的要求——学风的严谨。吴义勤说，学风严谨不是空话。他曾编辑过一套批评丛书，陆续出了十多本，反响很好。但在这个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有编辑就非常不满意，因为原来每篇文章单独看都很好，但变成一本集子，就会发现前后重复特别多，而犯这个错误的，竟然是大名鼎鼎的评论家。现在电脑写作代替了用笔写作，复制粘贴更加容易，好的文字与段落，在不同的文章中可能反复出现，评论家自己平时不注意，但编辑看到了。
长期关注青春文学创作的评论家白烨指出了80后批评家存在的两个问题：一是学者型的研究大于批评性的评论。研究的问题偏于稳定，往往是文学史上的问题。表述方式偏于学理性、自我陈述，那种介入性、针对性以及对当下文坛、广大读者的辐射性不太够，局限于圈子里的对话。希望80后批评家在坚持学者型特点的同时，在批评性方面发展强化，对当下流行性、倾向性的问题加强关注。二是当下意识不够，建议增强把握时代情绪的能力。当下是流动的、互动的、联动的，跟过去比，一切都不单纯、单一。文学问题，不单纯是文学问题，文学问题越来越复杂，许多问题充满过渡性特征。当下很多文学现象、力量、板块都需要批评的介入。比如青年作家群、类型小说、网络文学，包括今后可能出现的新媒体文学。白烨说：“新现象需要介入批评的力量，使他们该成长的成长，该衰败的衰败，该分化的分化。这是青年批评家应该承担的更多的历史责任。”
责任编辑：吾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