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舒雯：首先恭喜您，在第二届挖掘与发现新人展中获奖。能跟我们介绍一下您的参赛作品吗？

邓鉴：我的参展作品是我2011年的毕业创作，《漫长的星期》。为什么选择这样的题材？因为我平时就很关注当下一些服务员的生活状况，只不过以前没有这样一个机会，能有足够的时间去了解这个群体和涉足这个题材，我们每天接触得最多的就是服务员，对于这样一个题材，我是想办法如何让它能够恰到好处的表达出来，也是源于一些偶然的机遇吧，那些东西触动了我，就选择类似咖啡厅这样一个场景去表达了。

郑舒雯：您的创作过程是怎么样的？

邓鉴：差不多花了大半年时间。这个场景是在我家乡广东阳江一个咖啡厅拍的。那个咖啡厅是我爸一个朋友开的，之后我就问一下我爸的那位朋友，想知道他们是否能够拍照，因为如果创作不让拍照是很费劲的事情，这就意味着你没有办法收集足够的材料，当然，如果他们能够当模特让我来写生就是最好不过了，但是他们要工作，要上班，我只好拍照片了。事前我跟服务员都沟通过，然后基本就是按照我的思路去找他们那种感觉。拍完照，然后跟他们交流。为什么想画这样一个主题？因为这个群体已经被大多数人忽视，他们每天重复这同样的工作，每天早上八点半起床工作到晚七八点，他们每天重复的是那些琐碎的东西，端盘子、洗碗，都是这样的事情。

我觉得中国这个群体里面有大部分都是这样的生活，所以想表达这样一个题材。整个过程就是，2010年初的时候回家收集素材，然后二三月份开始画，画了大概三个多月。

郑舒雯：在这个收集素材过程之中有什么给您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吗。

邓鉴：有，因为我和一个在咖啡厅工作的女孩聊过天，其实大部分去广东工作的都不是本地人，湖南的四川的偏多。有一天我特意的等她10点以后下班，跟她聊天。聊一下他们对于工作的心态。后来我了解到她们每月的工资才800多块钱。回去看父母的话，来回的路费也要消费一两百块钱，再寄两三百块钱给家，自己一个月生活费就两三百块钱，你想想，在广东这样的地方，三百块钱一个月的生活费，实在不敢想象。

聊完天以后，我觉得他们生活是很辛苦的。在进行毕业创作的时候，我用了一个比较特殊的词汇来形容他们的生活状态——被动存在，他们就是这样一种状态。那天晚上我们聊了很长时间，这件事情我挺深刻的。

郑舒雯：相比较您以前的创作，您觉得这次创作有什么特点或是有什么突破。

邓鉴：比较专著。以前画画被动一些，没有现在这么主动，因为以前画画大多数都是一些肖像创作和肖像写生，或课堂作业。但这次主要以主题创作为主。所以画起来，一是时间用的比较长，二是反复思考的情况是比较多。这个区别比较大，而且从作品感这个方面来讲，我觉得《漫长星期天》更像创作，以前那些都像习作、写生。

郑舒雯：这幅画对您以后的创作有什么启发或者是对您风格有什么影响。

邓鉴：现在我还没有完全定下来，但是我画完以后，我想未来这几年可以以这样一个主题，画一系列的画。

郑舒雯：一系列？

邓鉴：对，不一定画咖啡厅里面的服务员，我可能画酒吧或者是画其他题材的服务员，因为我对这个群体是有感触的，我跟他们接触过，经常见面。不一定完全是正规饭店里面的，甚至是外面的一些小摊、小饭店我都会接触一下。第一，因为在国内，目前画这样东西的画家也不多；第二，我觉得现在很少有人关注这样的群体，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值得我关注。

郑舒雯：这次展览是由油画院举办的。它有一个评判标准：东方文化精神影响下具有本土审美趣味的创作。对于这个标准你是怎么理解的。

邓鉴：对于这个标准，我觉得应该从两方面去思考。这句话具体来说，或者是概括来说就是艺术民族化，就是用传统的思想和当代艺术相结合，这是我很明确的一个思路。但是我个人看法是，当下很多人对这个词汇理解还不够彻底，就像很多人用油画去画中国花鸟，这不是一种理解，而是一种在没有对艺术的深刻理解的基础上，盲目做出的一些判断。

所以我觉得需要用中国的精神内涵来支撑我们当下的艺术。并不是说现在的很多国画。但是，有一部分的国画已经失去古法，只是追求一些当代的表现手段，在片面的追求西方的东西，我个人觉得，国画跟西方的东西是很难完全结合在一起的，毕竟是不同的画种，并且体系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于艺术民族化，我觉得首先应该把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理解彻底了，然后再去考虑下一步怎么去操作，用什么媒介，用什么表达方法和题材，这东西其实不矛盾，也不是最重要的，就看你怎么去用。

郑舒雯：但是在当下的市场，民众的审美还是受到西方的影响。

邓鉴：受西方影响是不矛盾的，因为世界本来就应该发展和不断交流的。但是不可能完全照搬别人东西，如果是那样的话，中国本民族精神就失去了，一个民族要是没有了自己的根，不去表达本民族的思想，这样的艺术很容易就会枯竭。就像以前鲁迅常说的拿来主义，这个经验无论在艺术上，还是在社会上都已经有过一些教训。所以我觉得对于艺术，中国人自然会有中国的艺术，而且艺术不局限于用什么媒介去表达，国画、油画、或者是雕塑都行，它不局限于这个东西。

所以说表达的方法没有限定，只不过表达的题材、主题思想甚至是个人的情感倾向，这些都是我们需要考虑的，我们必须要有自己民族的东西，只有这样，你的作品才能走向世界。因为片面的平庸的话，就意味着你的东西是没有个性的，个性很重要，中国文化就是中国的个性，并且，我觉得艺术家的个性对艺术史的发展贡献最大。

郑舒雯：油画在我们的印象里面就是从西方过来的，是受到西方影响最大的一个画种。怎么样能让油画做到民族化或者是怎么让它能够有中国的特色。

邓鉴：可以给你举一个例子，例如靳尚谊先生，他的画，在中西结合这一块做的特别好。他是80年代初出的国，1984年出国回来以后画第一张画就是《塔吉克新娘》。《塔吉克新娘》既有东方文化气息，又是用西方油画这种媒介去表达。他表达了东方人的内敛、深沉，对雅、静、美的体会很深刻，并且，画面背后有一种很博大的情怀，我很喜欢。他表达的媒介是油画，所以，靳先生在中西结合这一块他做的特别好。

郑舒雯：您觉得在学院教育方面，怎么样能够发展出一些中国特色的油画。

邓鉴：首先,我觉得,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要想创造一批真正伟大的艺术家是一件很难的事情。第一，由他的国情决定，例如我们每年有很多人学画画。但是需求没有那么大，国家不需要那么多画家。

另外，就是学院教育。高考恢复以后已经快30年，这些年里面也出现过不少的艺术家，但是能称得上伟大的艺术家还是少。为什么呢？第一，学院教育束缚人的自主创造性，它片面的追求课堂作业的完整性和所谓扎实的基本功，使得很多学生毕业以后有能力没思想，这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就像我们平时的应试教育一样，有能力没文化，这是同一个道理，没有跟社会现实相结合，学画画的人只是知道把一张画或者一个作品做完整，却不知道他自己要表达什么，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

郑舒雯：您现在也还是一位学生，您希望油画课堂走向一个什么样的方向。

邓鉴：我觉得应该更主动一些，更自主一点，上研究生以后，看了一些国外的东西，很多国外艺术家并不是从学院出来的，国外伟大艺术家也没有说有过什么长期素描的训练。我们看到的那些经典的素描手稿、或者说是短期素描，都是他们画的一些草图，反而在那些作品里面他们能画的更真切。但中国的现实是：我们把一个学期里面80%的时间耗在课堂里面，而没有任何一张像样的创作，只有课堂作业，每天都是画差不多的动作，只是每年重复这样一个东西而已。这样艺术家能出来吗？我觉得是不太可能的。

郑舒雯：现在艺术已经市场化，在这个情况下，您觉得像学校教育现在仍然做基础练习，较少注重学生个性的发展会导致怎样的弊端？

邓鉴：我这几年接触的那些朋友同学，弊端比较明显，他们可以拿起笔画画，但是大家一看作品，不激动也不感动，课堂作业束缚了他们。虽然他们还是在拿图片很认真的在做，也做的比较充分，但是画完以后整个画面在情感上稍微缺乏了一点，在美术学院毕业以后，是否能画得比较完整已经不是美院学生的问题。现在主要问题是，画的东西能不能让观众一看就感动。

郑舒雯：有人会说是因为学生的社会阅历不够，所以才导致了他们的作品感动不了人。

邓鉴：我觉得这话相对有一点荒唐。为什么呢？看一下西方大师们，很多都在比我们现在还要早个五六岁就已经成名，难道他们的阅历就比我们多吗？伦勃朗23岁的画就很出名、列宾23岁毕业创作画耶稣，就已经是伟大的作品了，他们比我还要年轻。生活阅历绝对不是一个人的年龄段的问题，而是需要学校和老师平时对学生的引导，这很重要，很多人都会看过《雾都孤儿》，但是，你们觉得我们的生活经历能比小主人公丰富吗？尽管那只是一本小说而已，但是，我觉得狄更斯不仅仅只是想写主人公一个人的经历吧，而是一个群体的缩影。

郑舒雯：让艺术更加贴近于大众是一种潮流，但是艺术和大众还是有一定距离的。现在有的人在呼吁把艺术大众化，但有的人坚持认为艺术应该走精英路线，对这两种路线您的看法是什么？

邓鉴：我觉得大众路线和精英路线，在艺术发展史上是并存的，没有说非要按照哪个方向去发展。美国现在也有写实主义。在二十世纪初，美国也有卡萨特、萨金特这样的伟大艺术家。但当时的当代艺术已经发展的非常快了。很多艺术都是同时存在的。

郑舒雯：您觉得怎么样能打破两个路线的隔阂呢？

邓鉴：这点美国人做的特别好，二战以后的中后期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是美国艺术发展的最为狂热的时代，各种艺术都已经出现。他们把艺术市场化，而且民众能够接受。它的很多作品，是跟所有人都没有矛盾的，因而大众能够欣赏。但是现在，在中国这个事情不太现实，因为有中国国情和国内的审美水平问题。我周围有很多朋友在搞当代艺术。他们首先考虑的问题是能不能卖出去，能不能养活自己，这是很现实的问题。在中国搞当代艺术，它肯定是跟写实艺术并存，这个也是必然的，因为任何一种艺术的出现都是有社会属性做依据的，搞当代艺术真的很难，因为根据国内审美水平，大众不一定看得懂，但是看不懂的东西不代表不好。

郑舒雯：您觉得学术和市场应该如何结合在一起？

邓鉴：首先搞学术的人必须有一个宽宏的心态去面对市场的问题。我们发现西方的艺术为什么能发展到现在？肯定是跟市场分不开。如果没有一个大的市场氛围的话，单靠学院来培养艺术家，这也是一件很可笑的事情。但是学术的存在肯定是需要的。如果没有一个学术来支撑的话，艺术市场也是会乱的。市场会没有一个最基本的审美的判断，艺术家和藏家、经纪人也会乱，学术和艺术的关系其实就是艺术家和经纪人的关系。通俗一点说，就是一个会画画的人，遇到一个懂画画的人再加上一个有钱的人，这件事情就办成了，多方受益。如果能把握好这个关系，搞学术的艺术家或者说学术人士能够把握对于绘画本身的立场，同时市场上又有一些有眼光的艺术买家和藏家，这样艺术市场就会慢慢走上一个比较正规的轨道。

郑舒雯：那么在当下的这种情况下，对于年轻艺术家的发展，你觉得有什么好处？

邓鉴：有好处，现在这个市场很开放。年轻画家，第一有活力；第二，有青春作保障；第三个没有任何畏惧。现在我们的接受能力是非常强的，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机遇也是一个挑战。机遇是因为我们赶上这时代，挑战是因为这个时代学画的人太多了。

郑舒雯：那会对你们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吗？

邓鉴：就目前来说，问题也是不少的，就是怕这个市场太过于庸俗化，会影响年轻一代画家的审美。这个问题就看我们自己怎么判断，就看我们自己能不能把持住自己要坚持的那种感觉。

郑舒雯：成名画家会占据大部分的市场，你们会不会担心你们的市场会比较小？

邓鉴：没有。他们是在为我们开辟道路，像我们老师，要是中国的写实绘画没有这些老师支撑的话，我们以后的路就不好走了，其实相反，我们很幸运。这也是很现实的问题。只要我们能够就静下心来画自己东西，这个市场还能够维持住稳定，我相信就能比较好的发展。

郑舒雯：您对这个市场是充满希望的？

邓鉴：对，一个国家的艺术市场如果比较暗淡，那这个国家的艺术发展就没有活力了，这很现实的。为什么欧洲艺术能发展那么快？欧洲艺术从文艺复兴开始，艺术市场就开始发展，大众有了钱，资本家有了钱，下一步就会判断自己审美。一旦有人买艺术品，这个艺术市场就活跃起来了。

郑舒雯：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