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39年故宫博物院接收外国人文纳的第一笔捐赠至今，已有近800人给故宫捐赠了3万余件文物，故宫藏品由此变得丰富而系统。遍览如今被镌刻在故宫景仁榜上的捐赠者的名字，让人不禁浮想，这一个个的名字背后，有着什么样的故事?这横跨70余年的捐赠史背后，又蕴藏着什么?
梁金生是为数不多的可以回答这些问题的亲历者。从内蒙古插队回来到故宫当一个普通的泥瓦工，再到管理着逾百万文物的故宫文物管理处处长，梁金生在故宫里已经工作和生活了30余年。除了保管百万有余的文物，梁金生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把故宫散落在民间的国宝征集回宫。所以在二十多年中，他亲眼目睹了文物的聚聚散散，也见识了国人文物观念的变迁。不妨让我们听梁金生谈文物聚散离合的命运，讲文物捐赠背后的故事。
捐赠潮
个人捐赠文物是从1939年文纳开始的，回顾72年的历史，梁金生说：期间有三次高潮，分别为从1949年到“文革”前、“文革”时期和“文革”结束落实政策时期。
1949年，新中国正式成立，第一次捐赠高潮也为之到来。彼时，经过长久战乱的中国正处于百废待兴之时，随着新政权获得人们的日益认可，文物捐赠也异常踊跃。根据镌刻在景仁榜上的名字统计，仅仅1950年的捐赠就达到15次，是此前十年之和，而接受捐赠的基本为故宫博物院。
梁金生说，这时候的捐赠者的心态最为复杂。有的是出于对新政权的感恩，有的出于保护文物的拳拳之心，当然也有一些是出于积极表现的心态。从捐赠者成分来看，文物专家、文物商人是主体。
“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宣德大王”孙瀛洲、学者郑振铎、故宫博物院原院长马衡等，都是捐献大家，他们所捐文物不仅数量庞大，而且极其珍贵。
在收藏界，张伯驹倾囊收藏、无私捐赠的故事是有口皆碑的。1937年，他几经周折以4万大洋的价格收藏了西晋陆机的《平复帖》;1946年他将公学胡同的一所宅院卖给辅仁大学，再加上妻子潘素变卖的首饰，凑成黄金二百四十两，从玉池山秀老板处购得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而从郭世五处购买的李白书法《上阳台帖》和唐寅《蜀官妓图》，仅定金就6万大洋;范仲淹手书《道服赞》也花费了他110两黄金。
然而，1956年，为收藏这些字画而倾家荡产的张伯驹，又一举捐赠了《平复帖》等8件国宝级书画，包括《平复帖》、《游春图》在内的国宝级文物，现均为故宫馆藏。
作为一个知名的政治活动家和实业家的章乃器，也将收藏作为重要的业余爱好。定居北京之初，因为时间充裕和此前做实业所积攒的殷实财富，到1954年捐赠之前，章乃器的个人收藏已经积存了三个房间，且门类相当齐全。
郑振铎从故宫派了六位专家来接收文物，在章乃器敞开的所有橱柜中，精心筛选了一个月，共选走藏品1100余件!其中就包括如今故宫馆藏的青铜器商代毓祖丁卣、亚父乙簋、西周夺卣、春秋越王剑、清代竹雕饕餮纹鼎，以及邢窑白釉瓶、龙泉窑青釉五孔盖瓶等珍贵精品。
公开的资料显示，那段时间，个人除了捐赠给故宫的珍贵藏品，后来包括国家博物馆(微博)等机构的受赠文物也数量不少、价值不菲。
藏品故事
每件藏品的背后，都有一个难忘的故事。梁金生曾接手了一件国宝级文物——由天津潘大卫的母亲捐赠的“大清乾隆御制珐琅冰箱”。
说起这件文物的来龙去脉，颇为曲折。1966年的“破四旧”浪潮，是年8月波及到天津潘家。红卫兵们在顷刻之间，就席卷了大量的古玩字画，并砸碎了很多珍藏瓷器。与大批字画一同被查抄的，就包括这对国宝级文物珐琅冰箱。这藏品是潘大卫的外祖父在上世纪30年代经由徐世昌的弟弟介绍，耗费3500大洋的巨资买下的。当时购买的目的是为了避免文物外流。
然而落实政策后，大部分被抄文物被退回，却少了那对珐琅冰箱。“少了哪件都行，就是不能少了这冰箱”，当时潘家甚至给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写了一封信，希望能引起国家的重视，不要让国宝流失到国外。几经周折，直到1985年，珐琅冰箱才终于在北京东城区委党校的地下室里被找到。
认领物品时，潘母当即决定将这对珐琅冰箱捐赠给国家，捐赠手续也于是年的
令梁金生感动的，也正是这种没有杂念、不慕财富的捐赠者。潘母捐赠的时候，距离“文革”结束已近十年，当时政策也允许个人收藏文物。试想一下，这国宝级的文物如果在市场上交易，价值会怎样? 新时代
1992年，对中国收藏市场来说，是一个新纪元。这一年，一场由北京市政府组织的文物拍卖会开幕，这在当时被认为是改变了文物模糊和自我否定的身份的标志性事件。此后，拍卖行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并日渐红火。
然而，当文物价值通过拍卖等形式逐渐得到承认的时候，却直接带来了两个后果：文物价格的上涨速度超出想像;个人捐赠的数量越来越少。让梁金生体会尤为深刻的，则是征集文物难度的日渐加大，捐赠人数的日趋减少，以及捐赠物品质量的相对下降。
1995年，梁金生代表故宫竞拍宋代张先的《十咏图》，600万起价的一幅画，经过多轮举牌，最后以1800万的高价，将这件国宝留在了故宫。“当时如果不是因为代表故宫，可能还会有人举牌，因为知道我是代表故宫竞拍，所以旁边的人当时都在喊‘就给故宫吧’，这样后来才没有人举牌。”想起这段往事，梁金生至今还颇为感慨。
此后，梁金生经手回购的藏品还有1996年沈周的《仿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和2003年的隋人书《出师颂》，二者分别以600万元和2300万元的价格成交。
然而，作为一个由国家拨款的事业单位，故宫却常受制于经费，许多曾经从故宫流失的文物，也不能放开了去竞拍。
而征集经费，虽然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一万元增加到1000万元左右，但对于回购征集已经被市场热炒成天价的故宫旧藏，依旧是杯水车薪。与此同时，被炒高的市场价格，也让一部分收藏者欣喜异常，一定程度上也在抵消收藏者的捐赠可能。
以价值为衡量准则的商业社会，使过去七十余年里的捐赠文物高潮，仿佛有着一股戛然而止的迹象。
“那么，在商品社会，捐赠会不会就此中断?”我有些担忧，梁金生说不会，大的藏家在晚年大多数都会选择将藏品奉献给国家。对于文物，这是最好的保护方式，也是文化的最佳传承方式。不过，梁金生也承认，“如今捐赠者的确是越来越少”。
回看故宫及中国70余年文物捐赠史，张伯驹的几句话可谓最好的注脚：
“予生逢离乱，恨少读书，三十以后嗜书画成癖，见名迹巨制虽节用举债犹事收蓄，人或有訾笑焉，不悔!”
“予所收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则是予所愿也!今还珠于民，乃终吾夙愿!”
章诒和在其著作中曾厘清了一个错误认识，即在收藏从单纯爱好变成一夜致富的行当之后，人们关注张伯驹的价值，往往是停留在他献宝行为的本身。章诒和认为，富贵一生、清平一生的张伯驹，演示的是一个“人”的主题，一个中国文人的模样和心情。也正因如此，张伯驹一代的群像，才让后人难以望其项背。
往者已矣，在颇为复杂的当今社会，或许世间再无张伯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