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千与傅儒合作的山水中堂。

张大千绘于1946年的作品《持花仕女图》（四川博物院藏）。

深圳博物馆藏张大千绘于1943年的作品《荷花图》。

张大千（1899年~1983年），四川内江人，祖籍广东番禺。二十世纪中国画坛最具传奇色彩的画家，在山水画方面卓有成就。后旅居海外，画风工写结合，重彩、水墨融为一体，尤其是泼墨与泼彩，开创了新的艺术风格。 （资料图片）

“‘万里江山频入梦’——张大千辞世30周年纪念展”目前正在深圳博物馆新馆展出，106件（套）张大千画作现身深圳。该展由深圳博物馆与吉林省博物馆、四川博物院和台北历史博物馆四馆联合主办，是深圳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张大千画展，也是近5年来国内最为全面的一次张大千作品巡展。

作为20世纪中国画坛巨擘，张大千的绘画艺术究竟有何独创，又该如何看待其艺术成就背后出现的各种争议？日前，记者采访了业界相关专家学者，一揭张大千艺术的传奇面纱。

重温大千艺术轨迹

“此次展览共分六个部分，系统展现了张大千多元的艺术风貌和极具传奇色彩的创作轨迹。”深圳博物馆馆长叶杨介绍，今年是张大千辞世30周年，为了共同纪念这位艺术家，海峡两岸四家博物馆从各自馆藏的张大千画作中，精心遴选出最能代表其各时期创作风格的精品画作106件（套）予以展示。这也是迄今为止，国内外举办的规模最大、档次最高的张大千画作展览。

叶杨说：“年轻时，张大千在上海先后拜入曾熙和李瑞清门下，受其师影响，勤于临习石涛、八大画风，并扩及海派画家与黄山画派风格，又受其师的引荐，结识了许多书画名家与收藏家，见识渐广，并逐渐于上海、北京画坛崭露头角，打开了知名度。此期山水画风清丽俊逸，显见师古之迹。”

叶杨表示，1941年至1943年，张大千率弟子、蕃僧数十人远涉敦煌，谱写了现代艺术史上的一曲壮歌。“张大千当时已是誉满域内的大画家，为了追索前人的艺术之迹，毅然抛弃闲适的生活，而赴敦煌寻梦。历经两年七个月艰辛的过程，他共临摹了大小壁画276件，创作风格也从清丽秀润的本质，蜕变为精丽雄浑的画风，并开阔了他师法古人的视野，直追唐宋高古之风。”

到了1949年，张大千因政局不稳，举家远迁南美，定居巴西，并开始营建他的理想居所——八德园。“居住八德园期间，张大千远离应酬烦嚣而专心致力于绘事，也创作了一系列与八德园的营建及筑梦有关的画作。这段期间，他也开始于欧美举办画展并游历，留下了不少记录其天涯游踪之作。此时张大千的创作风格正由成熟的写意逐渐过渡发展至泼墨泼彩，可见其丰沛的创作力。”

叶杨透露，为配合展览，深圳博物馆还将在新馆举办系列活动，主要包括：四川博物院副院长魏学峰主讲《张大千与敦煌壁画》（1月11日），张大千侄孙张之先主讲《张大千的情和义》（2月22日），并举办两场“诗韵丹青”——小小国画家选诗作画亲子活动和多场专家导赏活动等。

“三件事”令其备受争议

台北历史博物馆研究员兼展览组组长巴东研究张大千绘画艺术已有30余载，在他看来，在“大师满天飞”的当今社会，张大千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大师”。而对于张大千一生备受人非议的“三件事”：早年造假画、“敦煌事件”、生活上过于享受，巴东自有其独特的见解。

巴东说：“张大千当年造假画，实有其时特殊的背景与因素。最主要的原因未必全在于取‘利’，亦是年轻时的逞强斗气。他卖假画的对象多半限两类：一是自诩眼光内行鉴藏家；二是好附庸风雅的豪门富户。前者他认为是凭本事向鉴藏家的眼力挑战，后者则是取不伤廉。”

巴东认为，“在现实的商业社会中，倘若生意往来吃了大亏，也只能怪自己‘技不如人’，何况是有其特殊买卖传统的中国书画市场。这并不可一律以现代拍卖市场上欺骗功利的造假行径视之。平心而论，这些人事上的是非纠葛，若拿张大千对整个中华文化的贡献来论，实在不值一提。然而对许多人而言却永远无法释怀，这实是站在‘功利’的层面上斤斤计较。因此，这个‘道德标准’的尺度，我个人以为大有商榷的余地。而张大千却因此得罪了许多人，久为清议所不容。随着年龄阅历的增长，他对此也颇为介意，虽经长年的补善，仍备受苛议。”

1940年，张大千的敦煌行虽然是奠立他画风成形的重要基础，却因人事纠葛而树大招风，为人恶意中伤，众口相传，使他蒙上“敦煌盗宝”的恶名。巴东说：“这件公案，实属冤枉。事件的经过是：1948年甘肃省参议会指控张大千‘毁迹盗宝’，风声传开，全国哗然，官方立即展开调查。1949年调查结果以并无此事还张大千清白，但当时局势已乱，且官方亦未能及时将调查结果公之于众，乃造成对张大千永难弥补的伤害。虽经当年同在敦煌的多位目击证人极力澄清，但公众心理却宁可相信‘敦煌盗宝，毁坏古迹’之说属实。我以为张大千当年到敦煌，当地所能够移动的书画经卷类之国宝，早已被当地人及外国人搜窃一空，只剩下无法移走的壁画及硕大的塑像，即使欲盗国宝，恐怕亦无由盗起。倘若在当地搜购得一两件，那亦是人之常情，何足苛论？至于毁坏古迹，任何稍具艺术修养的人都不可能去做这样的事，遑论张大千了。”

在巴东看来，张大千生活的讲究，实际上也与他的艺术创作息息相关。“元代的倪云林家境富裕，作品高洁，我们在欣赏他高格调的艺术时，是否也同时攻击他的颓废呢？艺术就是艺术，不必强调是‘平民艺术’或‘贵族艺术’，要是不够‘好’，就不是艺术。假如张大千优雅舒适的生活环境是建立在他人的苦痛上，则绝不容于任何道德尺度，然而这一切都是靠他个人的治艺经营所得。我们不否认张大千处世经营的本领超人一等，但是他更具有真才实学的本钱。就我个人而言，我很高兴看到一位实至名归的画家，享受他应得的优渥生活，而不必穷愁潦倒一生。”

“五百年来一大千”

叶杨认为，张大千是20世纪中国画坛最具传奇色彩的国画大师。“张大千性格豪爽，天真烂漫而有侠士风范，创作‘包众体之长，兼南北二宗之富丽’，山水、人物、花鸟无所不能，造诣精深，且鉴藏宏富。其山水，师法石涛、八大，更追唐寅、沈周、戴进等谨严而又放纵之笔墨，上承唐宋之法，格调高雅，融汇古今，尤喜泼墨，自成一家。其人物，初仿唐寅、陈洪绶，进而效法赵孟頫、李公麟，后师敦煌人物，工笔重彩，雍容华贵，特善双钩，堪称一绝；其花鸟，设色勾勒，顾盼多姿，神韵秀丽，欲与宋人争席，尤以莲荷著称。更可贵者乃其性情，虽名震遐迩而从不示骄傲之态，更不为名利所束，一生潇洒倜傥，无不显大家风范。故张大千被徐悲鸿赞为‘五百年来一大千’，是有一定道理的。”

巴东则认为，张大千一生的艺术创作可说是囊括了中国艺术史具体而微的发展过程，也综合了中国历代各家各派的画风表现特色。他说：“有关张大千早晚三期的艺术成就，实际上皆有前后相承一贯的发展因素，不宜孤立分割地观察。他晚年的现代泼墨泼彩虽然渊穆雄伟、璀璨瑰丽，但若是没有早期的文人画风与敦煌面壁的洗练，也不可能出现晚年的现代水墨画风。这也是张大千之所以由传统转化至现代的中国绘画能够没有任何矛盾的混淆之处，更是其他画家难以企及之缘由。因此，我自己专门以‘集中国古典画学传统大成’一词，用来作为张大千一生艺术创作之最佳注脚。他承继了中国深厚的古典画学传统，建立起雄伟庞大的艺术创作体系，而晚年泼墨泼彩之开创，又可谓开启了中国现代水墨画风之新纪元。其过人的天资才情、精彩造诣，以及深厚的文化底蕴，足可上追古人列入‘大师’之林而无愧。”

巴东还强调，无论个人是否喜欢张大千，都不得不佩服他在中国艺术领域所涉猎之深广博大。“世人可以不喜欢他，但却不能否定他在文化艺术上有伟大贡献与成就。假如真的能看到这一点，那也就实在没什么理由要来讨厌他、排斥他。他的名号‘大千’，也就是‘大千世界’的意思；‘广大’二字就是他治艺、为人、出世的不二法门，说来他可真是够资格叫‘大千’这个名号。”（文：魏沛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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