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呱是最早在西方参展的中国画家。

18—19世纪，呱字辈高手如云。西方写实绘画经他们之手传入中国民间，林呱是最早在西方参展的中国画家。

呱是18—19世纪广州画家的名号，也是画店品牌。林呱、庭呱、新呱、周呱、通呱，今天为人所知的呱字辈都是历史中留下手笔的洋画高手。

呱字洋文写作Qua，从葡萄牙语词Quadro而来，欧洲人看见商行的呱字招牌，便知道店里做的是洋画生意。

艺术史学者吕澎研究20世纪中国艺术史，发现要把20世纪的事情说清楚，必须补上18—19世纪这一段历史。他说：“过去一谈到‘西画东渐’就提郎世宁，而外销画才是中国民间最早接受西方写实绘画的途径。”

按照今天的定义，广州呱字辈也许不能被称为艺术家，但他们却最有匠人风范，对自己手头的活儿一丝不苟，“嗜之越笃，技巧越工”，在商旅往来的码头赢得一席之地。

法国作家老尼克在《开放的中华——一个番鬼在大清国》中这样描述呱字辈中的翘楚林呱：“他中等身材，体格健壮，浑圆的脸，眼神深邃犀利。我猜想，在他的友善外表下隐藏着适度的辛辣和狡黠。当我第一次看见他按照中国人的方式拿着画笔，拳头紧握，画笔垂直于画布时，我努力想说服他，告诉他我们的手势更好，更轻松，等等，等等。‘哦！是啊。’他听完我的话，那副耐心足以奉为楷模……”

今天被误认为香妃像的清代女子肖像，根本不是郎世宁所作，而是广州呱字辈的“蒙娜丽莎”，一个成功的外销画范例。外销画的身份也许会降低它的价位，但无损于它的美感。从融汇东西的贡献上来说，宫廷画师和呱字辈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只不过前者为了迎合皇家趣味而更中国化，后者为了适应欧洲买主需求而更具有透视感。

“倘若他生活在除去中国以外的任何国度，都会成为一个新画派的奠基人。”

外销画有高手，活跃于1775年至1810年间的史贝霖(Spolilum)，很早就可以精确地临摹约翰·特鲁布尔的《乔治·华盛顿》。不过，跟宫廷画比起来，外销画的价格一直不高，这大概是因为市场认定外销画只是当年的旅行纪念品和装饰品，并没有拿它当大写的艺术来看待。

1835年，英文报纸《广东邮报》(CantonRegister)刊登过这样一则广告：“可以向读者保证：如果他们希望在下次彗星访问地球之前的有限时期内永生，毫无疑问，最好是为母亲、姐妹、情人、知己、妻子留下一幅比在她们心目中更英俊漂亮的肖像——蓝阁画的，只要15块钱，罕见的传神！”

这位蓝阁即是林呱，南海人关乔昌，在呱字辈中，他的名气最大，因为师从毕业于英国皇家美术学院的英国人乔治·钱纳利(George Chinnery)，学了一手好油画。《广东邮报》说他“已经成功地把握了面部的神情特征，并令人惊奇地显示了艺术的感染力”。这一年，他的《老人头像》入选英国皇家美术学院展，成了最早在欧洲画展上亮相的中国画家。

林呱的名气甚至威胁到英国老师的生意，他跟钱纳利学了几个月便自立门户，打出招牌——“林呱，英国和中国的画家”，因为价格是钱纳利的十分之一，抢了很多生意，让钱纳利大为恼火，不肯认他这个学生。

林呱之所以有这样的油画手艺，除了向钱纳利学习，还因为临摹了大量欧洲人带来的油画和图片。美国皮博特·伊赛克斯博物馆(PeabodyEssex Museum) 收藏了一幅他画的《大宫女》，除了方向相反，与安格尔原作几乎一模一样。

刘海粟认为：“蓝阁一生创作了极为出色的油画，至今仍为香港和广东的画家所临摹，倘若他生活在除去中国以外的任何国度，都会成为一个新画派的奠基人。”浙江大学美术学院教授莫小也指出，19世纪中期一些讲究以透视深度作构图与阳光下的色彩阴影关系的外销画常常归属林呱。

林呱并不是唯一在海外亮相的呱字辈。1838年，罗伯特·巴福特(Robert burford)在伦敦展出巨幅广州风景画，展览画册上写道：“此作品源于广州画家通呱之原创作品，其作品以高度写实而闻名。”

林呱的弟弟庭呱关联昌也是有名的外销画画家，和哥哥一样，他也在同文街开了画店，他擅长水彩画和细密画，留下了不少成套的人物风俗画和生产风俗画。

呱字辈也像今天的淘宝卖家一样，推出一个爆款就有人偷师，盗图，跟风卖。

十三行的靖远街和同文街，最多时有两三千画师。后来外销画失传，卖画生意也消失了。

如今广州的画店集中在文德路上，卖画、卖框或专事装裱，早已没有了呱字辈的人气。当年十三行画店的忙碌，只能在留存至今的画中重温：

门前悬着一块Tingqua匾额的庭呱画店，从二楼打开的窗户看进去，窗户两边挂着“一帘花影云拖地，半夜书声月在天”的对联，激励画工刻苦工作。墙上挂满了风景、肖像和仕女图，三个画工正在靠窗的桌子上埋头作画。

画店是流水线作业，充斥着相同题材和类似构图的作品。呱字辈也像今天的淘宝卖家一样，推出一个爆款就有人偷师，盗图，跟风卖。

英国美术史家苏立文说外销画“像沙子那样掉入下层专职画家和工匠画家的手里”，他认为大多数从事外销画制作的人都是画店的学徒和助手，他们的中国画和洋画训练都只有一点皮毛，也画得比较僵硬。

1819年9月至1820年2月，美国费城旅行家小罗伯特·沃恩(Robert Waln Jr)逗留广州，编制了一张十三行“行外人”(店主)排行榜。其中，同文街的画家琛呱排名第一，此时刚出道的林呱排名第二，此外还有靖远街上的通呱、小通呱和福呱榜上有名。

出名的呱字辈才会在作品上署名，作为个人品牌。大量的外销画是佚名的，只能凭风格大致认出是哪个时期的作品。

这些批量制作的外销画通过不同途径流向欧美：旅行纪念品、清朝官方的赏赐、欧洲商人的订单。既增进了欧洲人对中国的了解，也加深了他们的误解——画中所绘并非总是写实。

外销画热卖之际，正好是英法最热衷中国之时，英法商人带着便于携带的图案样式往来广东，让呱字辈照样复制，所以在今天存世的外销画中，有不少纯粹的西方肖像画，有的甚至与马奈的《阳台》有着相似的构图。

2012年，香港曾举办“东西共融：从学师到大师”展，展出18—19世纪广州外销画。展览的特别之处在于将西方人的原件和中国人的外销画摹本并置展出。呱字辈的作品虽然不及西方人地道，但是他们尝试将工笔和色块结合起来的方式却很有独创性。

虽然为外销而工作，广州画家与欧洲画家的关系却并不总是单纯的学习和模仿。英国人孔佩特(Patrick Conner)在《广州十三行——外销画中的1700—1900年代在中国南方的西方商人》中提到了这样一段史实：第一位到广州的西方专业画家托马斯·丹尼尔和侄子威廉(Thomas Daniell and William)也借鉴了广州外销画，才画出《中国旅途的如画风景》(1810年)。

通草水彩的“广州明信片”，是当时十分流行的东方旅行纪念品。

今天在欧洲的很多博物馆中，都收藏着当年的外销画。这是因为18世纪欧洲“中国风”流行，瓷器、刺绣都是时人爱物，满满东方风情的外销画也非常走红。普通货色有行商组织生产的大批行画，高档货有象牙套色画，甚至有人直接将清朝画工请到家里，耗时数年绘制壁画。

外销画材料多样，早期有制作复杂的玻璃画——中国画工是如何掌握这门复杂技巧的连欧洲人都迷惑不清；还有一些画的人脸用象牙贴镶，衣服用丝绸粘补；呱字辈最擅长的是用进口矿物颜料画成的油画，最热销的也是油画；价格比较低廉的是悬挂纸画，画满花鸟和蝴蝶、风景与风俗，专门用来挂在欧洲人的中式房间。

呱字辈不仅靠进口颜料、纸张创作西洋风味作品，而且自有发明，比如用通脱木茎髓制成“似纸非纸”的通草片，在上面用水彩作画。这种材质与主题均中国味十足的“广州明信片”，是当时十分流行的东方旅行纪念品。

最早的外销画以安静优美的港湾风景为题材，随着1857年“一口通商”，广州财富聚集，画家开始描绘“金山珠海、天子南库”的繁荣，外销画的画面多了大船、大宅、教堂，也多了动感。《大英图书馆特藏中国清代外销画精华》中，最令人惊叹的是描绘珠江沿岸图景的画幅，一派水国商都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