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电影《人生》剧照。吴玉芳将巧珍这位农村姑娘金子般的心演绎得光彩夺目，而周里京则演活了那个“既像于连，又像保尔”的农村青年高加林。

2010年电影《山楂树之恋》剧照。在经历了西方艺术思潮近30年的洗礼后，中国艺术渐渐失去了自己民族对苍天厚土的那份苍凉感与敬畏感，也失去了原有的那份质朴，而显得过于单薄和造作。

有一天，当我们终于明白自己当初梦想的东西没得到，曾经拥有的东西也失去时，怎能不难过呢？最近，我再一次观看1984年由吴天明导演、路遥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人生》时就是这种感觉。

前些日子张艺谋抱怨他拍《山楂树之恋》时已经很难找到清纯的女孩子了，我有同感。可是过去我们不缺这样的角色和演员呀！看看吴玉芳饰演的《人生》中的巧珍吧，她把这位农村姑娘金子般的心演绎得光彩夺目，简直就是中国女性传统美的艺术化身！还有周里京，这位天才演员演活了那个“既像于连，又像保尔”的农村青年高加林，他徒然地向往城市，痛苦地在巧珍和城里姑娘黄亚萍之间徘徊。

上世纪80年代的艺术灵感主要植根于人们生存的喜怒哀乐中，所以1984年青年影评征文比赛竟有一半稿件是评点《人生》的。可那时文艺界开始认为这种写实风格的作品有些陈旧了，对刚刚引入的西方艺术手法充满新奇感。可是近30年后，当我们经历了西方艺术思潮的洗礼，也有了中国版的商业大片、新潮诗画，却难过地发现，我们今天的创作，不管西方艺术的长处学没学到，却把自己民族对苍天厚土的那份苍凉感、敬畏感逐渐丢掉了，也把原有的质朴失去了。

正是对照《人生》，我们才感到《山楂树之恋》中描写的同时代故事和人物过于单薄和造作了。也正是比较了2010版电视连续剧《红楼梦》，我们才意识到1987版的《红楼梦》是多么经典，难以超越，特别是剧中“贾宝玉”、“林黛玉”的艺术形象活脱脱就像从古典名著中走出来的。令人迷惑的是，新版《红楼梦》花了多少时间、精力在艺术以外的选秀、广告造势上，为什么却连主要演员的模样都没让人分得清，记得住？

过去作品的厚重感，不仅仅在于创作者的艺术天分，更在于他们的艺术本分。他们的心是安静的，目光是向内的，目标是单纯的，知道要出类拔萃就得最大限度发掘自己的潜能，保持对艺术的虔诚。那时候，他们的真性情、真价值只见于各自的作品中，还不习惯于在各种媒体上自我炒作。可是今天，中国的一些作家、艺术家越来越像沙龙里的常客、跑场子的明星了，他们之所以出名，是因为他们经常在各种社交场合露面，很会谈笑风生，而不是因为他们的作品多么有名。

当然，任何时代社会对个人生存都有压力。特别是当今的商业化、信息化社会，一切热热闹闹又转瞬即逝，让人无所适从，害怕过得无声无息。随着图像化时代的到来，镜头前的一切越来越像表演。过去看重的是人的头脑，现在则看重表演术，因为电视这样的媒介更适合于娱乐，而非多思，更不是为了净化灵魂。如同《娱乐至死》一书作者指出的：“随着娱乐业和非娱乐业的分界线变得越来越难以划分，文化话语的性质也改变了”。

也许正是如此，中国的一些作家、艺术家急于推销自己的每一点成绩，他们广为宣传，到处解释，相信宣传造势的力量，而不再相信“酒香不怕巷子深”的老话。可是，唐诗《春江花月夜》的作者张若虚又解释过什么呢？人们连他的身世都不清楚，只知道他做过一个小官。但一曲 “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千百年来为人传诵，已经成为珍贵的文化遗产。需要解释的艺术也许是这样好、那样好的艺术，但却不是最自然完美的艺术。正如林庚先生所说，伟大的作品总是深入浅出，深于解释又无待解释的，像王维的名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读一遍不觉深，读一千遍不觉浅，韵味无穷。

事实上，一个作家、艺术家要是一心想引起别人的赞叹，他就等于登上了一个舞台，不断地表白，辩解，顾影自怜，心里并不轻松。前几年，有位德国学者顾彬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现状说了些批评话，中国作家便群起而攻之。可是难道他们不知道吗？辩护的权力唯在作品自身，甚至连创作者在作品完成后也无权置喙，一如他人。况且，再自恋的作家、艺术家为自己作品辩护也不会超过百年，然后就只能交给历史了，或者流传下去，或者就此尘封。英国著名女作家伍尔芙也曾告诫艺术家，不要老是在观众旁边喋喋不休，指手划脚，解释“这是母性”，“那是智慧”等等。如果你真的创造了美的艺术，就放观众自己去欣赏吧，如同德加的那幅“系鞋带的舞女”，默默放在那里多少年了，不管哪个时代和国度的人一看就会被迷住。

孤独是艺术的宿命。所以，从事精神活动的人不能太在乎外界的反应，而应多倾听内心的声音，时时回想自己当初为什么被艺术吸引，最终想追求的境界是什么。台湾学者韦政通说得好：“在时空上保持着某种程度的孤立，是产生伟大作品不可或缺的要素；闭目静思片刻，我们当不难发现，世界上有某些东西其重要性远超过群众的短暂垂青。事实上，我们所受的痛苦，不在于神学信仰的贬值，而在于孤寂气质的消失。”的确，艺作家、艺术家的一生注定应当是孤独而幸福的一生，攀登自己选定的高峰，独享艺术的甘苦，当终有一天对自己的作品满意了，满意了也就满足了。这是真正的艺术家独有的幸福，因为依傍外界越少，越能天马行空，走向自由与深邃。蒙田也曾这样问过自己，“即使谁都不读我的书，我用很长的空闲时间去整理一些有益而又有趣的思想，是不是就浪费光阴了呢？”他的结论是否定的，因为写作是个体生命有助于“从本质上深入考究自己”的一种存在方式，如果不整理思绪，它就会不安地搅动心灵。所以，与其说是我写书，不如说是我的书造就了我。这倒跟中国古人说的“读书不肯为人忙”、“为人者凭誉以显扬，为已者因心以会道”等格言有暗合之处了。

文艺创作活动本质上就是人追求自身完美的艺术。所以，过于痴迷于名声，故意特立独行，反而容易趋同，趋之若鹜，汇入一条喧嚣、单调而迷茫的河流。作家、艺术家既然是通过自己的作品与整个世界沟通的，他就不必热切地希望与别人互递名片，期待久仰。公众最感兴趣的总是作品，而非作家本人。当然，对那极少数伟大作家、艺术家而言，当人们不仅满足于欣赏他的作品，还涌起强烈愿望想见到他本人、和他交流时，就说明真正荣耀的时刻降临了。那不是聚光灯下的虚幻满足，而是人们不由自主地被创作者所吸引，想循着作品的小径走进他孤独而美丽的内心里。

正是如此，对作家、艺术家永久的敬意不可能来自官方的奖项与媒体的捧场，而是世世代代的读者和观众，甚至连真正的羞辱也只能来自于普通人。我记得苏联小说《解冻》中有两个画家，一个趋炎附势，徒有虚名，他却暗自嫉羡另一个画家，他的老同学。后者尽管生活艰辛，寂寂无名，却幸福地达到很高的艺术境地。有一次他来拜访，告别时，老同学的妻子，一位跛足、困苦的平凡女人坚持要送送他，原来只是想单独对他说：“我有件事求您，您今后永远别再来了！我恳求您！”被善良人们当苍蝇一样看待，也许没有比这更彻底的鄙夷了。

应当敢于承认，作家、艺术家就属于精英文化、高雅文化的那部分，因而不要过于羡慕、攀比赵本山、小沈阳他们的知名度，这些民间艺术家已经尽了自己的努力和责任来活跃大众文娱生活，应当获得掌声。但一个高度文明的社会也需要沉思默想的精英文化来作为平衡，它的真正价值不仅在于高雅的艺术形式，更在于它对人的灵魂的净化作用。著名电影导演谢晋曾经说过，他不看重电影结束后的掌声，而是观众久久不动的沉默。他真懂艺术。就是这样，此时正是心灵被艺术优美震撼的时刻和明证。大众娱乐节目要是遭遇观众长久的沉默，可以想象，那就等于是砸场子。

所以，我想一再强调的观点是，无论时代如何变迁，社会怎样发展，艺术的理想主义精神都只能宽泛地理解为人类在任何时候、任何处境下都要维护自身尊严、美感和精神价值的决心，都要保有赋予人生以意义的作用。否则，娱乐至死，醉生梦死，就真会像一位英国评论家预言的那样，艺术若不存在，将引起一场生物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