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传席，江苏徐州人，1950年生于山东诸城，著名美术史论家、美术评论家。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特殊贡献专家等职。主要研究领域包括艺术史、艺术批评、文学史、人文史等，近年来更着力于佛教艺术研究，主持国家重点项目佛教艺术遗产调查。出版专著《六朝画论研究》、《中国山水画史》等53部著作。绘画作品被收入《中国绘画年鉴》，曾在俄罗斯、法国、英国、美国等国家举办个人画展。

著名文艺理论家陈传席接受记者专访时称——

日前，韩国著名艺术家、美术评论家金兑庭对中国当代美术现状提出了直率而尖锐的批评，认为“中国当代美术的确走到了危险的边缘”、“艺术家写得画得都很快，自己的精神完全没有了”。对此，向以直道而言行世的著名美术史学家、文艺理论家陈传席表示完全赞同。在接受本报专访时，陈传席除了畅谈自己的人生、学术历程外，也对当下的中国书画界进行了强有力的针砭——他强调，文化底蕴的缺失是当代书画创作中的致命伤。

秉承“君子不器”

终成学界“通才”

和陈传席相识的人，都不免要折服于他的博闻强记。出版过53部专著的他，还曾在煤矿上搞过发明创新。

对于自己的“能量”，陈传席归为天性使然和环境催化。“我一直认为，一个人喜欢读书，往往是天生的。我小时候就很喜欢看书，记忆力也好，四五百页的书，看过一遍就能一字不漏地背下来，别人很惊讶，而我也很惊讶，以为人人都如此，谁过目会忘呢？”但是，在那个年代，即便喜欢看书，也未必有书可看。而陈传席很幸运，当时他有一个同学是地主家的孩子，家里财产几乎全充公了，仅剩下一屋古书，成天都借书给陈传席看。

古人云：“一物不知，儒者之耻。”从小，陈传席就秉持着这样的观念来读书，这使得他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得以自由转圜。

“文革”中，他被推荐入淮南煤矿学院学习，毕业后分配到淮北煤矿工作。虽然他在煤矿上做了很多改革，但领导对他的“捣鼓”并不太支持。为了不受制于人，陈传席决定弃理从文，考取了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史论研究生。

那时候，美术院校是研究生毕业一届再招一届，当年的中央美院、浙江美院都处于“间歇期”。南师大的前身是中央大学，师资力量也非常强，全校几十个系只招4名研究生，陈传席占其一。“虽然我读的是艺术系研究生，但古代文学是中文系的老教授来任教，历史是历史系的老教授负责授课。”其间，陈传席一直对文学更感兴趣，天天跟中文系的学生“厮混”。毕业后，他既发表美术史论著作和论文，也在全国知名的文学刊物上发表评钱钟书、鲁迅、郭沫若等名家的文章。文学刊物向陈传席约稿的同时，美术刊物也不肯放手，一再向他约稿。最终他盛情难却，只好继续在美术史的道路上探求。此时，他发现，如果没有文学、宗教学、哲学的功底，做中国古代美术史根本是雾里看花。

“中国古人跟西方做学问的方法不同，儒家讲究‘君子不器’，要做‘通才’，而西方人崇尚的是专业人才，热衷于讨论具体问题。当然，西学的方法可以实实在在地解决问题。但中国的方法能够从高度上打通，你看钱穆的《国学大纲》，至今还被反复引用。而现在的中国台湾学者多用欧美的方法来研究课题，做出来的东西影响面也不太大。所以，我还是认可传统与西学结合，只有广泛涉猎，才能把艺术史做好。”

言人所未言 做人所未做

有了高度，陈传席做学问也就有自己的独立判断，常能言人所未言，做人所未做。

譬如他写《中国山水画史》，被誉为开中国分科画史先例。写作这本大书，源于他考入南师大后，搜罗了各种中国美术史方面的书，却找不到一本称心如意的，于是想自己重写中国美术史，以此来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真正要动笔时，陈传席才意识到，中国美术史包括绘画史、雕塑史、建筑史、园林史，太丰富、博大了，又想通过绘画史来窥一斑而见全豹。再深入论证下去，他发现写绘画史题目依然太大，于是将切入点落在了山水画史上。“中国的山水画是儒道思想的载体，山的稳重、水的流动，山的高、水的长，当中都有哲学意味。因此山水画不讲究色彩，而以水墨为上品。”如今，陈传席71万字的《中国山水画史》，已经再版12次，并被译成俄文在莫斯科出版。

又如他成功组织中国首次美术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和全国36家博物馆藏品联展。当时，他研究生毕业不过两年。

离开南师大后，陈传席进了安徽省文学艺术研究所工作。1984年，所里的领导安排他搞新安画派领袖人物渐江逝世320周年的纪念活动。踌躇满志的陈传席却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向世界各国知名中国书画研究者发出了邀请，大家也纷纷回函应承前来。研讨会时间临近了，所长问他怎么办？陈传席二话不说直接就去找省委书记。没想到省委书记马上作了批示，经费问题迎刃而解。之后，陈传席又到全国36家博物馆(院)借展品。

“我个子很高，而且是研究生学历，到各大博物馆去，人家都当我是个人物。从故宫一下子拿到了五六十张明清时期新安画派的作品，在今天听起来简直不可思议。”陈传席笑言，“当年很多博物馆是大老粗当家，看到文化人很敬重。”作品借来了，领导又吓一跳：弄来这么多书画，要到哪里展出呀？最后，安徽博物馆整个四层楼的展厅，全都挂满了作品。欧美的学者看后啧啧称叹，有美国学者曾念念不忘地说：“36家博物馆联展，在欧美是根本办不到的。中国后来的艺术史国际研讨会，形式都套用此次，但规模远远不及。”

几乎以一己之力促成此事的陈传席，在上海人民出版社要他挂名做画册主编时，却拒绝了。不过，他的声名早已远扬海内外。1986年，他应聘赴美任堪萨斯大学研究员。归国后，其力作更是源源不断。

对话陈传席——

新文人画仅是

借用“文人”概念

广州日报：对古代书画，您的认识和感受是非常深刻的。今天，明清院体画备受市场热捧，常常拍出很高价格，在您看来，文人画与院体画的艺术价值有哪些差异？您更认可哪一种？

陈传席：近现代学者常批评院体画柔媚细腻，也常把院画和院体混为一谈，其实并不准确。我做过详细的考证，五代、北宋有院画而无院体，院体画始于南宋李唐、马远、夏圭。南宋画家有家国之恨，怒发冲冠，故所作院体画，用大斧劈皴，气势磅礴、刚劲浓烈，发人振奋。但院体画就南宋最好，后来学南宋者，因为时代背景不相同，难得见好作品。

而文人画讲究文雅，以儒道思想为精神旨归，道家认为柔弱胜刚强，儒家倡导“子不言怪、力、乱、神”，所以文人画是反对院体画那种直白强悍的。历来文人攻击院体也都说它粗而硬、污而燥，不曾说它柔媚细腻。

就两者比较而言，文人画的线条更变化多端，所以总体上略胜一筹

广州日报：在您看来，今天的社会文化土壤还有利于文人画的产生与发展吗？

陈传席：当今所谓的新文人画，我认为只是借用这个概念罢了：现在多数人没读过《十三经》、《二十四史》，基本知识都没掌握，哪里称得上是文人？

广州日报：有外媒称：“中国现代有三派：现代派爬得太高，新文人画靠得太近，唯陈传席画派立得最远。”对此您作何理解？

陈传席：所谓“现代派爬得太高”，是指中国的当代艺术家认为绘画不应该只追求形象和色彩，要有哲学，要有思想内涵，但他们自己并没有哲学和思想内涵，更没有真正创作出这样的作品，有的认识也是错误的，更谈不上有好的作品了；所谓“靠得太近”，是指当下很多画家认为传统有用，仍然走着传统的路子，却还远远没达到古人的高度。

现代挑不出

一两个代表性的画家

广州日报：最近韩国的金兑庭教授对中国当代书画现状进行了“大批判”，您同意他的观点吗？

陈传席：金兑庭的评论非常好，非常中肯，中国大多数评论家都难以说到这个点上。作为一个韩国人，能看得这么清楚，很难得。

广州日报：就您看来，中国当代书画创作处于什么样的水平？

陈传席：可以用“很差”两个字来评价，甚至应该说是一败涂地、全军覆没。早一点还有李可染、傅抱石、徐悲鸿等名家，现在却是挑不出一两个代表性画家。我想，问题的关键在于画家文化的缺失。没有文化功底，画画的基本功再好，作品格调也上不去。因此，对中国当代书画的前途，我个人比较悲观，如果美术教育不改革，难以出大家。唐诗为什么那么昌盛？就是科举考试要考写诗，于是形成了社会风气。现在美术学院招生，只看素描、色彩水平，不考传统文化，不考《经》、《史》、《子》、《集》，画家的文化修养能好到哪儿去？画画不过是沦为高考的终南捷径。虽然现在很多美术院校中有所谓传统文化教育，但那都是走过场。

一方面，画家的素质不行，另一方面，当代的书画热却可谓空前绝后，人人都想当书法家、画家，对此，我很担忧。像我认识的一位功力很深的医生，他还在主持国家项目，却拼命要调到画院工作，他说当医生很辛苦，而到画院上班，每日优哉游哉，出去游山玩水也是工作，钱也多，为什么还要当医生呢？画画变成了贪图安逸的终南捷径，能行吗？

我始终认为，书画是小道，不该孜孜以此为专业，更不该全民都想以此为专业。儒家强调“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首先“志于道”，再据德于仁，艺术才能有所成就。如果没有大见识、大胸襟，每天写写画画，永远只能在小道上转悠。像毛泽东、鲁迅、于右任，他们的字多好，他们哪位又是专业书法家？可见，书画是意识形态，没有文化底蕴和社会阅历等大道为支撑，永远做不好。

大家简介

陈传席，江苏徐州人，1950年生于山东诸城，著名美术史论家、美术评论家。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特殊贡献专家等职。主要研究领域包括艺术史、艺术批评、文学史、人文史等，近年来更着力于佛教艺术研究，主持国家重点项目佛教艺术遗产调查。出版专著《六朝画论研究》、《中国山水画史》等53部著作。绘画作品被收入《中国绘画年鉴》，曾在俄罗斯、法国、英国、美国等国家举办个人画展。（文/ 江粤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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