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的发展，在艺术市场上人们对一些“反派”人物也表现得宽容起来。1993年上海朵云轩首届艺术品拍卖会上，汪精卫的一件书法，最后拍至22万元，轰动全场，这个价格在当时实属天价;1994年郑孝胥的《行书4屏》在中国嘉德以3.08万元成交;此外，如袁世凯的《行书唐诗一首》在中国嘉德获价13.4万元;吴佩孚的《行书大丈夫论》在2007年匡时国际拍卖会上获价6.94万元;郑孝胥的《行书4屏》在中贸圣佳获价19.8万元。

其中最出人意料的是康生和陈伯达。康生(1898-1975)是山东诸城人，精于鉴赏，他常用“鲁赤水”名作画，意欲与“齐白石”并驾齐驱，又能显示其“红”的一面。好多故宫旧藏，都是他案头上的雅玩，他眼力好又精通历史，收藏一时称雄。康生死后的1980年夏天，北京故宫后院举办了一次私人收藏品的内部展览会，展出了康生的收藏品。康生不仅是收藏家，还是书法家。他酷爱收藏高凤翰的书画，高凤翰是山东胶州人，康生迷恋于以左手模仿他40岁左右的章草书法，有“夺真”、“乱真”之誉，堪称一绝。

有专家认为，康生的书法真草隶篆样样皆能，自成“康体”。康生左右手并进，皆能书画，因其亦是金石大家，笔画典雅，劲力非凡，似拙实工。据说康生生前狂妄，在他眼里，自己左手书法都要比郭沫若的字写得好。但是，康生的书法上世纪90年代在艺术市场上几乎见不到，1998年中国嘉德曾推出过康生的一部点评《西厢记》的手稿卷，获价4.4万元，当时这部手稿的价值主要在于他的文献和史料，与书法好坏关系并不大。近几年，康生的书法作品很受各地藏家的爱好，2005年他的《行书》尽管只有2平方尺，但成交价达17.92万元;2005年在中国嘉德拍卖会上，康生的《行书4言对联》获价33万元，《草书2幅》获价35.2万元;2008年康生的《草书飞跃》尺幅只有3平方尺，估价也只有3—5万元，结果上拍时受到众多买家追逐，最后以43.6万元的高价成交;2009年隶书《律己》(2平方尺)和草书《大事不糊涂》在西泠印社分别获价61.6万元和69.4万元;同年，《草书四言》对联在北京保利获价98.5万元，轰动拍坛。

同样，陈伯达也是如此，他的行书《论语条幅》在中国嘉德2006年春季拍卖会上拍出2.42万元，其起拍价仅为0.6万元;而以39.2万元成交的陈伯达《天若有情天亦老》行书七言联纸本，其起拍价也仅为3.8万元，还不到成交价的1/10;在北京华辰拍卖有限公司举办的2009年秋季拍卖会上，陈伯达《书法四屏》水墨纸本(171×49cm×4)更是拍出了66.08万元的高价，这也是近年来陈伯达书法拍出的最高价格。

如果仅从书艺上看，康生和陈伯达都有鲜明的书法个性。康生章草，笔笔中锋，从不拖泥带水，写的时候奔蛇走虺，有一气呵成之感。陈伯达的书法价值曾长期被忽视。种种迹象已经表明：因人废字的时代已经过去，因字传人的时代已经来临，收藏者和投资者只要投资得当，回报完全是可以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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