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万雄师过长江（1964年）

李可染天津美术馆和天津博物馆共同举办的“红色经典——馆藏20世纪中国画展（1950-1979）”日前在天津美术馆展出，这是继“面向现代——馆藏20世纪中国画展（1900-1950）”之后，两馆举办的又一重量级馆藏展览，并在春节期间迎来参观小高峰，为观众呈现了一场特别的时光之旅。

此次展览立足天津博物馆馆藏，遴选77位画家的85幅作品，以画科为单元，划分为“山河新貌”、“人物新容”、“花鸟新姿”3个章节，同时配以这一时期的美术文献资料——刊载于《美术》杂志和《人民日报》《解放日报》等报刊上的文章言论及艺术家的影像资料，立体、多维地呈现了新中国成立后30年间，中国画艺术家们在绘画主题、语言等方面的探索创新，以及中国画与政治、社会、大众的关系。

进入展厅，巨大的中国画大事记（1950-1979）年谱展板映入眼帘，其上逐年逐月按时序记述了我国中国画史上具有影响力的重大事件：1950年庚寅二月，中国美协机关刊物《人民美术》创刊，发刊辞是“为表现新中国而努力”，本期发表了李可染的《谈中国画的改造》等文章；1951年辛卯十月，文物局和故宫博物院在北京举办伟大祖国古代艺术展览；1953年癸巳九月，第一届全国国画展览会在北京举行；1954年甲午四月，中国美协创作委员会组织北京的山水画家吴镜汀、惠孝同、董寿平等到安徽黄山、浙江富春山一带进行写生旅行，开时代风气之先；1955年乙未十一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作家、艺术家们，到农村中去》；1956年丙申六月，国务会议通过决议，提出为培养中国画画家而设立北京、上海两个中国画院……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不仅改变了中国的社会形态，同时也重塑了人们的社会文化心理，从而推动新中国的美术事业发生深刻变化。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指导思想制定的新中国的文化政策，指明了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以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号召艺术家从现实出发、从生活出发改造传统中国画，使之成为一种适合社会主义的艺术形式。

在此背景下，1954年7月，《美术》杂志发表王逊文章《对目前国画创作的几点意见》，提出用“科学的方法”即写实技法去整理艺术遗产。1955年1月，《美术》杂志又发表邱石冥的文章《关于国画创作接受遗产的意见》，反驳王逊观点，从而引发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改造中国画的论争。在这之后，美术界展开了持续十数年之久的有关中国画改造的讨论甚至激辩，从理论上思考与探索中国画继承传统文化遗产与改革创新的问题。

从创作实践上来看，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新气象也激发了中国画家的创作热情，他们通过旅行写生、上山下乡等方式深入祖国的壮丽山河与群众生活，积极探索新的语言、开拓新的题材，高扬写实精神，表现时代主题，使整个中国画画坛的艺术观念与实践向现实生活转移，涌现出一大批反映时代精神和时代风貌且精神内涵丰厚的社会现实主义经典作品。然而，随后发生的“文革”将美术为政治服务的功能推向极端，包括中国画在内的美术彻底沦为政治宣传的工具，中国画的发展也变得举步维艰，直到“文革”后期，中国画才借助主题性创作的力量获得了新的生存空间。“文革”结束后，改革开放使中国画逐步摆脱了禁锢，在探索中获得了新的文化涵义，为新时期的中国画发展灌注了新鲜活力。

据此次展览的策展人、天津美术馆学术典藏部副主任戢范介绍，“展览各部分皆立足于‘新’，在主要传统画科的基础上，着力表现当时随时代变化所展现出的在中国画创作中笔墨、题材等方面的新风尚、新气象”。这一点，很多观众在展览现场有切身体会。“人物新容”章节使人们感受到，人民政权的建立使美术的主体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人民大众成为新政权的主人，艺术真正进入了一个群众的时代。此时，画家们对中国画的改造更多的是通过写生和提倡以人物画为主的主题性绘画创作来完成的。因此，在艺术反映现实生活、再现劳动者形象的时代潮流推动下，许多画家开始发掘人物画创新的新素材、探索人物画表现的新技法，多角度拓展了人物画表现现实的能力。杜滋龄的《我的观点不变》从独特的视角，通过人物正面直视观众的特写式形象，表现了张志新烈士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坚持理想和信念的意志和品格。在艺术更好地为社会、为人民服务的创作动因的影响下，“山河新貌”章节反映出山水画家们以风景写生为表现形式突破的途径，以描绘山河新貌为目的，对创作样式进行改造和革新，特别是“新生活山水”、“毛泽东诗意山水”和“革命圣地山水”的出现，不仅反映了艺术与各种社会价值取向的关系，同时也造就了一大批新型的山水画大家，毛主席诗词《卜算子·咏梅》《菩萨蛮·大柏地》《浪淘沙·北戴河》，井冈山、山花烂漫等成为此时创作的主要题材；“花鸟新姿”章节则彰显出明显的时代特征，新中国成立初期花鸟画因为被认为不能反映社会生活而受到冷遇，在经过了近10年的沉寂后，开始出现新的转机，发展出贴近人民生活、符合大众趣味的花鸟画风格和样式。同时，一些画家通过花鸟题材也达到了他们艺术的巅峰，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使花鸟画迈出了新步伐。

漫步于展厅中，参观的人络绎不绝，口中还时不时地对画家或作品的图像做着各式各样的解读和点评。此次展览正是从一个直观的角度展现了这段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红色经典”记忆。叶浅予的《绘绣图》、蒋兆和的《张衡像》、黄胄的《载歌行》、李可染的《百万雄师过长江》、吴作人的《藏原放牧图》、傅抱石的《韶山》、霍春阳的《荷花》、李琦的《毛主席走遍全国》、钱松喦的《红岩村》、赵望云的《高原之春》、王晋元的《井冈杜鹃红似火》、关山月的《月季》等重量级精品画作，在新春之际带领观众从美术创作的独特视角回顾那段经典的红色岁月。

责任编辑：吾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