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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丹青谈“高兴”:不是挣了50万或姑娘约吃饭
2017-01-15 来源:中国青年网 作者:吾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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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广西师范大学今年1月出版的《谈话的泥沼》一书,收录了文化学者陈丹青的各类访谈。其大部分文字曾见诸报纸杂志,时间跨度从2003年到2013年不等。陈丹青承认:“当它成为一本书之前,是电脑里的一大堆文件,我不知怎么办,最后才想出这个办法,把访谈归成一本算了。”

该书分为艺术、媒体、社会、影视4个部分,最后一篇是陈丹青与王安忆关于当代中国电视剧长达5万余字的对谈。访谈的自由性和随意性,加上作者本人嬉笑怒骂的语风,使该书自始至终都处于跳跃状态,谈得杂,散,放任,黏稠,正如书名“泥沼”所示。但,即便在混沌的谈话中,仍可见陈丹青的风范。

陈丹青对媒体的态度从他的序言中可以看出大概。“《百家讲坛》热播那年,老友罗中立拉我去重庆四川美院捧场,进场前混在人丛里站着,边上有位青年问,您看易中天节目吗?学者该不该上电视?我随口说,那算屁事啊,电视普及后,国外学者早就上媒体了——翌日报端大标题:《陈丹青:易中天是个屁》。”

序言如此,书中就到处充满了陈丹青对记者无奈的评价。如,记者:“也许有人在问,在当下中国,谈论立场尤其是艺术的立场,其意义何在?”陈丹青:“‘有人在问’?您是指您在问吗?”记者:“对于中国的艺术现状您甚少谈及。当年人在国外,会因不在现场而焦虑;如今身在现场,却也有失语的焦灼?”陈丹青:“焦虑,焦灼,在场,不在场,您真替我操心啊。”在《奇崛与华丽》一文中,陈丹青甚至在标题下特别标注:“在我遇到的记者中,这位访者的思路和词语格外典型——他()根据想象,锁定受访者的性格和行为,我的所有应答,遂成为滑稽而无效的辩解。”

“画家陈丹青”因为话说多了,就变成“知识分子陈丹青”,但和一些谦和知识分子的表现不同,他的语言和观点一贯是犀利的。他自称傻×,一个光头、一双大眼,脸上分明写着不买账。别人邀请他参加各种会议和画展,他不去;别人请他给年轻一辈说点箴言,他奉送了8个字:“快找饭碗,养活自己。”

但这不买账不意味着只拆不建,反倒闪现出独到的见解。关于“文革”,他说:“‘文革’时听莫扎特、看托尔斯泰,是冲突的经验、荒诞的经验。这种经验救了我,让我日后不至于沉沦。描述‘文革’,第一,不是展示伤痛,不要伤感主义;第二,把记忆转化为细节。”

关于“中国人的崇洋媚外”,他说:“以我的观察,乡野草民真的既不媚外,又对各种域外事物充满好奇心。你瞧底下老百姓跟外国人相处,就跟一条草狗和另一条草狗一样,不像知识分子那么当件事情。”

陈丹青头上被贴过很多标签——公共知识分子、老愤青、专业批评户。反对把人定位的他,似乎只认同过一个称呼——老知青。从17岁到25岁,在赣南和苏北农村插队落户的生活,是他的青春记忆。

知青生涯对陈丹青来说有两层意味,一是失学。他在“文革”结束后方有机会考入美术学院;二是纵容。权威全部被打倒,舞台空了出来,年轻人有机会逞能。知青往往是最初的觉醒者和怀疑者,包括陈丹青,这大概也能解释他当年为何对“学术行政化”愤而辞职出走。

陈丹青出走美国又回到中国的经历,是许多访谈者涉及的话题。媒体总期待能从中挖出些他抨击体制及当代艺术的猛料。不过显然,陈丹青对这段经历已经没那么苦大仇深。许是因为年龄的增长,他越来越淡定。

有人问:“在纽约18年、北京10年,您喜欢待在纽约还是待在北京?您在这两个城市是否依然是局外人?”陈丹青回答这个问题时,放弃了讽刺和尖锐,而是充满了如老上海弄堂般的温情:“北京变得越来越像纽约:不知道在这座城市会遇见什么人,发生什么事。我不觉得在纽约、在北京像个局外人——除非很想钻进局内。我坦然在街上走,然后坦然回家,开锁进门。”

这几年,陈丹青言己所欲言,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如,顶着骂名推介木心,和徐静蕾、蒋方舟这些姑娘谈笑风生,说起周立波满口赞誉,春宫图、同性恋、萝莉等话题拈手就来,他算是聊出了百无禁忌的乐趣。

最近,陈丹青在一些大学做演讲时,总会遭遇一些“很深刻,很哲学,很迷茫”的问题。作为一个挑剔的人,他也能微笑着耐心回答。他解释:“我年轻时,凡是对我笑的、善意的中老年人,我也喜欢。”

在书中,“中老年人”陈丹青偶尔也回忆青春:“我记得在7平方米的小房间里画画(《西藏组画》),光线差,黄昏就挪到门口,就着过道的光继续画。然后,同样是在门口过道里,炒菜煎鱼做晚饭。西藏河里的鱼没有鳞片,很便宜,一块钱买好几斤——你问我那是怎样的记忆,据实说,就是轻微的嫉妒。嫉妒我那时年轻,二十七岁。”

他说:“高兴,不是指你今儿挣了50万,或哪个姑娘约你吃饭。高兴,是指:你终于喊了出来。”

责任编辑:吾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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