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四驾马车’可不是四马拉一车。我只是一匹马，我是用四匹马的劲儿拉着一辆车……有朋友说，你为什么不把精力集中在一件事情上呢，可能会做得更好些。我笑道，这话你说晚了，现在哪一样我也离不开了，或者离开哪样我都不完整了。”这段话写在了近日在京举办的冯骥才70岁艺术大展的厅堂里，也许正是冯骥才的一番内心独白。所谓“四驾马车”，指的是展览的四大块：文学、绘画、文化遗产保护、教育。年届古稀，冯骥才回顾自己的人生道路，发现这是倾注了他最多心血、也寄寓了他文化理想的四个领域。

最初知道冯骥才，是因为他是小学课文《挑山工》、《珍珠鸟》的作者；后来知道冯骥才，是因为电影《神鞭》，因为小说《三寸金莲》，因为他的带有浓郁天津地方色彩的文学作品；近年来，在报章电视里常常看到冯骥才，则是因为他成了一位民间文化遗产的抢救者与保护者。等看了展览，才发现冯骥才远比我的想象要丰富与博杂：他还是现代文人画的创作者，是天津一家高校研究院的掌门人，是一群博士生的老师……

展厅里的展品有些让人目不暇接：160余种中外版本的文学作品，80余幅不同时期创作的字画，18年来文化遗产保护的成果，以及大学教学的科研著作。在这里面，最让我感兴趣的是民间文化遗产保护——做这桩事，冯骥才经历了诸多艰难困阻，也取得了许多让人欣慰的成绩。比如，因为天津老城在20世纪90年代开启了“旧城改造”的步伐，为了记录下散布于老城区的历史文化遗存的真实面貌，他与一批来自民间的志愿者历时半年，对老城进行调查、实地拍摄，最后整理出版了系列图集《天津老房子》。

“我从天津老城保卫战开始，到抢救估衣街结束，5年时间，可谓屡战屡败，然而却从中深深体会到中华文化所面临的困境与痛楚。”也许正是切身感受到了这种文化的困境与痛楚，冯骥才说：“我渐渐离开‘自我’的绘画，重新回到‘责任’中来，但这一次不是文学的责任，而是文化的责任。”冯骥才这一代知识分子，身上总有着很强的社会责任感，而且决不讳言这样的责任感。他说：“我自己总有一种担心，即30年后我们祖先留下的千姿百态的城市文化还能剩下多少。文化的魅力是个性，文化的乏味是雷同。那么，为此而呼，而争，而辩，而战，不应是我们的责任？”

这些年，冯骥才带着一群人奔走于各种各样的古旧城巷与偏僻村路，在人迹罕至的废墟里，在蒙满灰尘的角落里，勘察散落的文化遗产，大声疾呼抢救与保护工作的刻不容缓。在工作中，他们发现了民间年画的重要文化价值，于是通过大量的田野调查与搜集工作，把全国各大年画产地的活态口头遗产转化成了文字与音像资料，出版了《中国木版年画集成》。这套集成包括22册分卷，系统、完整记录与保存了中华民族这一重要的文化财富，其中大部分年画遗产被列入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从很多展品里可以看到，冯骥才选择了做一个“行动主义者”，他的身影总不在书斋里，而是在山川与田野上。他本以写小说出名，但是当读者们把他的形象定格成潜心书斋的模样时，他却肩挎相机走向了民间，走向了田野……

在文化遗产保护之外，展厅里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挂在墙壁上的画作了。在冯骥才的“四驾马车”里，如果说文学、文化遗产保护、教育都是在践行他的社会责任感，是“向外”的事业，那么绘画则成为他面对内心世界的一种独有方式，是一种“向内”的事业。在绘画的世界里，隐藏了他最丰富又最隐秘的个人心绪。然而，谁又能把内在的自己与外在的自己截然分开呢？在展厅里细细阅读那些画作，依然能清晰地看到一个熟悉的冯骥才的影子。

记得看过一幅冯骥才的水墨，名叫《极顶》，画中重山绵延，云烟氤氲，意境辽阔。在旁边的文字里，他写道：“我喜欢把重负压在自己肩上；我给自己的使命大多力所不能及；我把自己用到极限。因为我是个理想主义者。理想主义者一生都在攀登，并且可能一切都是徒劳。但是理想主义者的所有快乐都在攀登的路途中。”这样的一幅画，不正是画者的一种人生写照？不正折射了一种文化理想？从这样的画里，我们读到的不只是水墨山水，还有一个行动着、攀登着的冯骥才，一个用脚步来实践理想、到老也没肯歇下来的现代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