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一，翁方纲手稿完整描绘记录的安岐旧藏《功甫帖》鉴藏印，与苏富比拍卖墨迹本《功甫帖》不符。

图二 　　《功甫帖》“禾”字用笔比较——《景苏园帖》（左一）、《安素轩石刻》（左二）、苏富比拍卖“墨迹本”《功甫帖》（左三）、苏轼真迹（左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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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翁方纲手稿中以画代字描述其所见印上面一字似“■”(1)，该印与所见苏富比“墨迹本”(3)上的不同，即与“墨迹本”上面没有一点的椭圆形完全不同；下面一字右半，“墨迹本”竟将翁氏纯属猜测的“前上一印”下字右部“昔”字刻成印章，且可与前者合拢，(2)貌似“图籍”，明显与翁氏所记不合。

图四 ▲ 　　苏富比“墨迹本”《功甫帖》所缺的5枚古代鉴藏印——“槜李项氏士家宝玩”(左)、“梁清标印”(中上)、“蕉林秘玩”(中下)、“子京”(右上)、项叔子(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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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 　项元汴钤印习惯—— 　　苏轼《行书渡海帖》(1) 　蔡襄《澄心堂帖》(2) 　米芾《向乱帖》(3) 　米芾《小楷向太后挽词帖》

钟银兰 凌利中

■ 翁方纲所见安岐旧藏苏轼《功甫帖》非苏富比拍卖“墨迹本”《功甫帖》

从去年底开始，关于苏富比版《功甫帖》的真赝争论便成为了书画界、文物界与收藏界最受关注的焦点。

《东方早报·艺术评论》从一开始便深度关注这一事件，一直力求多角度呈现理性学术的声音，在2013年12月30日推出专稿《东坡书风与功甫帖》后，经历了上博研究员2014年1月1日公开发表论文质疑《功甫帖》为假、苏富比发文声明《功甫帖》为真、刘益谦的朋友颜明公开声明称购买者刘益谦未说实话与“选择性耳聋”、刘益谦2月18日举办北京发布会以及这一发布会被多方面质疑等一系列事件后，《东方早报·艺术评论》从本期开始将独家连载上海博物馆研究员钟银兰、凌利中对《功甫帖》辨伪的最新学术文章。本期刊出的《〈功甫帖〉辨伪新证(上)》通过首次公布剖析现藏台湾中央图书馆翁方纲《复初斋文集》手稿本(图一)，完整披露了翁氏《跋苏轼功甫帖》中的所有鉴藏真相：据翁手稿所记，可以获知、还原安岐旧藏《功甫帖》确有经明代项元汴、清初梁清标收藏递传之史实及其原貌。而苏富比“墨迹本”本幅并未见项子京三印，梁清标二印亦不翼而飞，四枚旧印的篆文书写笔画形态、文字内容及印章规模大小等特征也与翁氏所记差异甚多，明显属于两件作品。

针对《功甫帖》曾入藏上海博物馆的传言，上博还通过《东方早报·艺术评论》首次公布了许汉卿先生寄存以及入藏上海博物馆文物中均无《功甫帖》的证据。

关于古书画真伪鉴定的方法，明代鉴赏家张应文(约1524－1585)《清秘藏》“论书法”中论述颇精，“先观用笔结体、精神照应，次观人为天巧、真率造作，真伪已得其六七矣；次考古今跋尾、相传来历，次辨收藏印识、纸色绢素，而真伪无能逃吾鉴中矣。或得其结构而不得其锋芒者，模本(摹本)也；得其笔意而不得其位置者，临本也。” ((见本期《东方早报·艺术评论》第5版图二)(注1)诚然，目鉴与考证是历代书画鉴定家采用的两种主要途径。二者之关系，当以“鉴”为主，“考”为次，有时更无“考”之必要。换言之，“鉴”之结论若属准确，即便再考，其所“考”必与所“鉴”一致；反之，则相左。因此，两者虽主次分明，亦相辅相成。

于苏富比《功甫帖》伪本之判断，传统目鉴已然足矣(注2)。不过，倘将晚清“近来市贾所售墨迹，多从法帖中双钩”(王端履)这一书史作伪现象作为美术史的研究课题，考证之必要就愈加突出，亦有助于印证上析方法论中“鉴”“考”之辩证关系。

鉴此，本文将围绕安岐(1683－约1742)旧藏苏轼(1036－1101)《功甫帖》的研究而展开，重点对该帖鉴藏递传之史实真相，以及其摹本的衍生等相关问题作进一步的梳理与钩沉。希冀对是帖之探讨，为古代书画摹本中一稿多本的画史现象研究，补充新的依据与视角。

翁方纲所见安岐旧藏苏轼《功甫帖》非苏富比“墨迹本”

有关安岐旧藏苏轼《功甫帖》本幅之鉴藏印记，安氏《墨缘汇观》及鲍漱芳《安素轩石刻》中皆略有记录，比如安氏《墨缘汇观》内容虽较详，但亦非全文抄录(注3)。从目前资料看，堪称最详尽的，非翁方纲(1733－1818)莫属。

2002年4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翁方纲题跋手札集录》，内收《功甫帖》翁氏题跋全文，却未将鉴藏印记信息囊括。事实上，翁氏《复初斋文集》手稿本【翁方纲《复初斋文集》共计一百零二卷，原稿为乾隆至嘉庆间翁氏手写，行草，魏锡曾(？－1882)手书题记，完颜景贤旧物，现藏台湾中央图书馆】第六十七卷中，不仅有《跋苏轼功甫帖》，且于笺纸上栏空处，以行草小字忠实地记录了该帖中所有的鉴藏讯息，为后世还原获知《功甫帖》递藏传承真相及其原貌，提供了最为详细的第一手原始文字与图像资料(注4)。如图所示(图一)，释文如下：

安记所谓“前后半钤四印”者。

前上一印：色极淡，其色略似《天际乌云》后“之书”、“至法”、“书印”。露后半二字，是红文。上“0”似是“囗”字内某字，下“耒”字，或“耤”。

下一印白文：只露后半“世家”二字。

后中间一印：红文。淡。只露前半二字，上似“■”，所露极眇，竟不可知是何字？

后下角一印：白文。似极大之印，只露右上一角，似“義”字。

此四印是旧印也。

余则“张镠”二字白文印、“安仪周家珍藏”六字红文长方印、“梁清标印”四字白文方印、“蕉林秘玩”四字红文方印、“子京”二字红文葫芦印、“项叔子”三字白文方印、“槜李项氏士家宝玩”八字红文长印。

按，文中“安记”指成书于乾隆七年(1742)安岐的《墨缘汇观》；“天际乌云”即翁氏旧藏苏轼《天际乌云帖》，亦称《嵩阳帖》，民国六年(1917)二月商务印书馆有影印；“红文”即朱文印；“前”、“后”分别指帖之左、右。将翁记与苏富比“墨迹本”对照，有如下数处明显不同：

1.“前上一印”，可对应“墨迹本”右上骑缝半印作比较。此朱文残印色极淡，属四字印后半二字，翁氏未识作“图籍”，而认为上字可能是“囗”字内某字，下字仅剩左半“耒”，右半全无，翁氏猜测为“耤”之“昔”。按，“耤”古通“藉”，意借也，与“图籍”之“籍”不通用。

2.“后中间一印”，可对应为“墨迹本”左面中间朱文残印。该印只露前半二字且为残字，其中上面一字所露极少，翁氏竟不知是何字，故以画代述，“似‘■’”；下面一字，可能过于残泐，翁氏竟略去，亦并见到“昔”字。由此可见，该印与所见苏富比“墨迹本”不同，即上面一字“■”与“墨迹本”上面没有一点的椭圆形完全不同；下面一字右半，“墨迹本”竟将翁氏纯属猜测的“前上一印”下字右部“昔”字刻成印章，且可与前者合拢，貌似“图籍”，明显与翁氏所记不合(图三)。

3.“后下角一印”，可对应为“墨迹本”左下角“義”字残印。翁氏指出，该白文印似是一枚“极大之印”，印残，只露右上角，“似‘義’字。”试将“墨迹本”中“義”字，按其大小模拟组成四字印，可见其尺寸大小与本幅中“世家”印并无区别，根本不是极大之印。另需指出的是，“墨迹本”中“義”字残印，与“世家”二字印一样，钤盖时与原纸边缘亦留有较大距离，分明是一枚尚不到原印四分之一大小的印章。

4.介于“张镠”、“安仪周家珍藏”二印与项元汴三印之间，尚有清代大收藏家梁清标的鉴藏印记：“梁清标印”四字白文方印、“蕉林秘玩”四字朱文方印——这两枚尺寸不大的梁氏常用印，于苏富比“墨迹本”中却不见踪影。

由上可知，翁氏所记“安记所谓‘前后半钤四印’者”，其篆文书写笔画形态、文字内容及印章规模大小等特征与所见苏富比“墨迹本”差异甚多(安岐旧藏《功甫帖》旧印中也未必是“義”、“昔”，如果翁氏当年所见为“墨迹本”，凭其渊博深厚的金石古文字学修养，是毋需举棋不定的)，明显属于两件作品。

尤需强调的是，据上述翁手稿所记，可以获知安岐旧藏《功甫帖》确有经明代项元汴(1525－1590)、清初梁清标(1620－1691)收藏递传之史实。翁记诸印按序而列，当录自苏书本幅，而苏富比“墨迹本”本幅未见项氏三印，梁氏二印亦不翼而飞(图四)，这根本不符两人鉴藏习惯。首先，项氏获藏之际，帖上仅旧残印四枚，较之后代藏家，数其钤印空间最大，不可能不于原帖九字下大面积空纸上盖印。再者，项氏向以好钤印著称于史，少则三四枚，多则二百余方，钤盖时先本幅后本幅外，意在藉古人名迹以传不朽，有时为加钤更多用印，甚至故意将己印直接覆于古人字迹之上。比如苏轼《行书渡海帖》(项氏本幅钤印达14枚，其中“神”“品”二印覆于字上，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米芾《行草书盛制帖》(本幅项氏钤印15枚，其中“平生真赏”“项氏子京”“神”“品”四印盖于“盛”“藏”“感”三字之上，故宫博物院藏)、张孝祥《行书临存帖》(本幅钤项印12枚，其中“槜李项氏士家宝玩”钤两次，一处直接盖于墨迹上，故宫博物院藏)、蔡襄《澄心堂帖》(项氏本幅钤21枚，其中两枚盖于字上，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等(图五)。此番情形于项氏而言，实在是不胜枚举(注5)。

而作为安岐前辈暨《功甫帖》的拥藏者——梁清标不于本幅钤印之可能性亦微乎其微，一则帖中仍有不小的钤印空间，再则身为梁氏书画掌眼、裱画师兼古董商的张镠(字黄美)亦于《功甫帖》上留印。传世所见梁氏珍藏古书画如金李山《风雪松杉图》卷(华盛顿佛利尔美术馆藏)、元卫九鼎《洛神图》轴(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宋米芾《行书多景楼诗》册(上海博物馆藏)等甚夥，除钤盖己印外，多有张氏印记，这几乎成为了两人间的一种配印组合，或亦透露了梁自张绍介获购之史实。

因此，项、梁两位大藏家早于安岐之前，递藏该帖持续近百五十年，不可能同时避开苏字本幅空处而另行觅纸钤印。翁方纲获见《功甫帖》之际，帖中共计有11枚前人鉴藏印，而苏富比“墨迹本”仅有6枚，从其高清图诸印边缘看(注6)，亦可完全排除流传过程中项、梁5印经重装裁挖之可能。

更悉，目前明确可知苏轼《功甫帖》于明清时期的鉴藏、著录以及摹勒上石过程，有如下事实：项元汴→张镠→梁清标→安岐→江德量→鲍漱芳(鲍氏《安素轩石刻》中3件苏轼作品均来自江德量家族旧藏)，前后递藏逾250年；其中，据梁清标与张镠之亲密关系，帖中张氏所钤印记，或于梁氏从别处购得后，或将己藏转售梁前(注7)。帖经翁方纲寓目，《墨缘汇观》(1742)、《复初斋文集》(1790)分别著录；按，翁氏知悉鲍漱芳本人及其《安素轩石刻》摹刻情况，更与摹刻者党锡龄互为艺友、与入值军机处的鲍勋茂(鲍漱芳弟)系同僚。摹勒上石情形为：《安素轩石刻》首刻(1799，鲍刻中对鉴藏印有选择性)→《景苏园帖》[杨守敬(1839－1915据前者翻刻)](1892)等。

综上可以判断：江德量逝前三年即乾隆五十五年(1790)携示翁方纲赏鉴的安岐旧藏苏轼《功甫帖》，定非苏富比“墨迹本”无疑。

附：

许汉卿先生寄存以及入藏上海博物馆文物中均无《功甫帖》记录。2000年5月19日，许允恭先生签收《上海博物馆退还许允恭家庭寄存许汉卿旧藏文物清单》收据(见本期《东方早报·艺术评论》第7版图六)，共计9件，其中仅1件作品署苏轼之名，品名为《定惠院帖》。

(1)明张应文《清秘藏》卷上，藏修堂丛书本，清华大学图书馆藏。

(2)钟银兰、凌利中《“从法帖中双钩”——析＜刘锡敕＞＜功甫帖＞墨迹钩摹的性质》，《中国文物报·收藏鉴赏周刊》2014年1月1日；全文51张配图，可参见《文物天地》2014年1月18日网络版。

(3)如不录梁清标鉴藏印有：苏轼《洞庭中山二赋卷》、展子虔《游春图卷》、李昭道《江帆楼阁图》等；不录张镠鉴藏印的苏轼《覆盆子帖》、《职事帖》(现称《致主簿曹君帖》)等。清安岐《墨缘汇观》，江苏美术出版社1992年9月。

(4)《清代稿本百种汇刊》集部，全廿八册(九)，页2330－2331，台湾：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4年8月影印。按，《复初斋文集》手稿二十卷，附录一卷，诗稿不分卷，笔记稿十五卷，札记稿不分卷，乾隆嘉庆间翁氏手稿本，现藏台湾中央图书馆，FB.64:97.131-158。

(5)徐邦达先生论古代私人鉴藏家印记所钤部位：“手卷大都钤在本幅前后下方角上……，挂轴、册页等也总钤在本幅左、右下角或兼及上角以至裱边。同时，各家钤印也各有自己的习惯，如项元汴的藏印，所见钤在一件书画上的有多至二百余方的，其中有一印重多次，印色亦不相同，应非一时钤上去的；钤得较少的一般也在三四方以上。”见《徐邦达集》(一)《古书画鉴定概论》页42，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10月。

(6)2013年7月9日，笔者受邀于纽约苏富比总部办公室上手观摩时，已经注意到了该帖中诸印边缘之情形。

(7)张镠与梁清标的关系，可见吴其贞(1607－1677后)康熙七年(1668)记载：“赵松雪《写生水草鸳鸯图》纸画一小幅……。此图观于扬州张黄美(镠)裱室。黄美善于裱褙，幼为王公通判装潢，目力日隆。近日游艺都门，得遇大司农梁公(梁清标)见爱，便为佳士。时戊申季冬六日。”按，王公通判，即扬州通判王廷宾，字师臣，三韩生员，入旗出仕，官至山东臬司，降扬州通判，为人刚毅，富书画收藏，曾获藏黄公望《剩山图》卷(浙江省博物馆藏)等。张镠早前曾为王氏物色书画，如王氏所藏刘松年《秋江挂帆图》“观于扬州通判王公斋头。系近日使张黄美买于京口张则之手。时庚戌(1670)秋七月六日”，“《张子政柳燕图》绢画一小幅……。此图为通判王公得于扬州亲友詹用时手，时则观张黄美画日”。清吴其贞《书画记》，见《中国书画全书》(八)页103，上海书画出版社1994年10月。又，梁清标藏传李成《茂林远岫图》卷(辽宁省博物馆藏)钤有“邗上张镠黄美拜观”一印，米芾《多景楼诗册》(上海博物馆藏)钤“黄美曾观”“张镠”二印，从印文内容看，表明物主为梁氏，作为助手的张镠留印或属于鉴定赏玩性质，另如叶梦得《尺牍》(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之情形亦然；如果有张氏印而无梁印，表明可能为张镠经手鉴定过的作品或张氏自己藏品，如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宋苏轼《行书屏事帖》、苏洵《致提举监丞札》、王安石《行书过从帖》，故宫博物院藏蔡襄《楷书门屏帖》、王素《楷书德才帖》等。■(未完待续。作者系上海博物馆研究员。)

责任编辑：吾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