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当今中国，孔子的名字仍一再被提起？这位生活在公元前4 至 5 世纪的智者，在两千五百年之后的中国——一个在全球化环境中经济政治实力节节攀升的国家——表现出象征性的影响力，其原因何在？
拉丁语 Confucius 是汉语“孔夫子”的音译写法，17 世纪时由耶稣会传教士首次介绍给当时欧洲的知识界。据记载，孔子一生专注教学，授以学生礼教仁义、治国修身之道。1 公元 221 年秦始皇一统天下之后，孔子的思想与所有与之相关的文字被收集汇总，形成巩固皇权统治的意识形态基础。此后一直到 20 世纪初，孔子的形象一直与封建帝制的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也因此在当代被视为代表中国的最佳象征。至少这是西方世界的普遍认知，也是中国自己所认可、推崇和使用的。
人们几乎忘记儒家在现代中国曾经历了种种曲折的变迁。1860 年到1960 年的一百年首先是一个破坏和毁灭的世纪。1860 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历史发生重要转折，中国的精英在西方列强的刺激下产生了革新的意识，1898 年发起以日本明治维新 2 为范本的戊戌变法，却以失败告终。20 世纪初，一系列的巨大变革接连发生：1905年，数百年来作为封建统治基础的科举制度被废除，这标志着中国式现代“世俗化”进程的开端。满清政府和封建帝制在数年后的1919 年全面倾覆，孙中山领导的中华民国政府宣告成立。
1919 年的“五四运动”对人们思想所造成的影响最为深远，它反映了当时的知识分子面对屈辱的现实的挫折感。在他们看来，现代化就等于西方提出的科学与民主，孔子代表的儒家思想是中国遭受的所有苦难、所有物质与精神落后的根源，必须要“打倒孔家店”。他们采取与马克思思想相同的路线，在积极追求西方现代化的同时，要把儒家思想扫入“历史的陈列馆”。在 20 年代，又有一种新的西方理论使得儒家遭遇了更彻底地批判，那就是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思想 ：他指出欧洲资本主义的根源中具有意识形态的因素（即新教伦理）。他认为，中国在具备经济条件的情况下，没能发展出资本主义，原因就在一系列意识形态的阻碍，其中为首的就是儒家思想。因此，彻底摆脱这个包袱被视为中国迈向现代化的先决条件。
1919 年以后，中国先后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国共产党于1949 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党退守台湾岛。当时一些在外的知识分子不信仰马克思主义，对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的命运满怀忧虑。新中国随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遭受了严重的破坏。
可是，儒家思想在经历一个世纪的破坏之后，在最近 30 年得到了逆转性的待遇。80 年代起，中国社会开始显露一些迹象，预示着一场惊人的逆转即将到来。从阻碍进步的绊脚石，到现代化发展的核心动力，儒家的身份仿佛在一日之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转变。这种变化其实与儒家本身并无很大关系，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国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历史和经济阶段：十年浩劫以后，中国不再延续原先的发展模式，一些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迅猛，堪比同时期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台湾、香港、新加坡、韩国）。这些“边缘地区”及其代表的“亚洲价值”，一时间成为了中心的典范，也吸引了全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的注意。因为当共产主义在中国以及东欧国家式微时，西方的资本主义也看到了自身衰退的迹象。在这种背景下，“儒家价值”被看作亚洲经济腾飞的关键，甚至可能成为让西方现代化模式恢复活力的一剂灵药。
80 年代以来的这种转变的发源要在世界经济形势和中国思想界的中心去寻找，不过这中心并不在中国的社会内部，而是在生活在美国和新加坡的一些西化的知识分子中。80 年代中期，他们思想的影响到达中国，当时全国正在清理毛泽东思想的影响，试图赶上亚洲主义发展的列车，成为亚洲领头军。儒家思想在文革期间饱受诋毁，甚至遭遇了实际的暴力破坏。在文革刚结束的 1978 年，第一届旨在恢复儒家地位的座谈会召开。自此以后，每年都有许多国际性的儒家思想座谈会召开。1984 年，在中共中央的支持下，孔子基金会在京成立。1992 年，邓小平南巡时，曾把新加坡总理李光耀 3 誉为中国学习的对象，并在同时期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那些曾被马克斯·韦伯视为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保证东亚国家得以避免西方现代社会的弊病。
这正是中国和亚洲其他一些国家长久等待的反超西方发达国家的最佳机遇。如果说儒家的回归与经济发展并没有直接关联的话，它对于中国、新加坡和韩国来说，更多地具有政治上的意义。面对高速发展的经济，社会结构的变革难以跟上脚步，“儒家价值”成为了维持稳定、确保社会秩序井然的方式，这与西方社会因秉持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而遭遇衰退形成了鲜明对比。这种“新专制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者以及非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有一个关键的共同点：以往是建立一种把西方排除在外的马克思主义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而今是在“后现代”的旗号下，建立一种依然把西方排除在外的工业化现代社会。
1997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多少浇弱了一点“儒家经济”的热情，但是孔子的回归却并没有停下脚步。近十几年来（尤其是进入 21 世纪和新千年以来），儒家的复苏正在全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呈现形式各异的复杂面貌。从政治角度看，政府目前的首要任务是维护社会稳定，以保障长远的经济发展。2005 年，胡锦涛主席提出发展“和谐社会”，此前还有邓小平的小康社会和江泽民的“以德治国”主张，虽然没有明确地指出，但这些说法中的儒家思想意味是显而易见的。这也是希望借助儒家治国的观念，发展出一种不同于西方自由主义民主的新模式。如今，“孔子”这个已与“和谐”联系起来的名字不仅具有很大的经济效益，而且具有极大的象征意义：著名的孔子学院已经遍布世界各个国家，在中国国内无数孔子基金会和孔子研究中心也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
同时，孔子的《论语》也以许多多种多样的形式被使用。服务于政治宣传的，只需举一个例子便可说明：2008 年 8 月，在著名导演张艺谋策划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由数千士兵扮演的儒士组成的方阵，画面上表现一些出自《论语》的标语式格言。不过，《论语》更多地是在教育领域中找回了它在传统社会中的核心地位，也就是通过挖掘儒家教育思想，建立一套“有中国特色”的教育体系，从孩子抓起，重塑伦理社会。90 年代以后，社会上开始出现课外的“传统”教育，让幼儿机械地背诵古文经典（首当其冲的就是《论语》）。这种热情也波及成年人，各种“国学”课程、研讨会和培训班层出不穷。还有一些推崇“大众儒家”的城市或农村居民自发地组织活动，互联网给他们的沟通和宣传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便利和效率。
大众对《论语》的兴趣回升的另一个表现是于丹的走红，她的作品《论语心得》法文版书名被译作《孔子谈幸福——通用智慧小手册》。这位作者本身并不是孔子或者传统文化专家，只是比较擅长使用大众传媒，她的成功使《论语》成为近几年中国最畅销的书籍之一。类似的系列电视节目拥有广大的观众群，播出后再以大众化书籍的形式出版，销量动辄上千万本，俨然已形成一种文化现象。揭开貌似简单易懂的光鲜形象，这种解读实际上是妥协和保守的，用一些反对者的话来说，它略去了《论语》中对政权的批判，把人性的思想简化成了一碗“心灵鸡汤”，恰好迎合了国家维持社会稳定的大方向。在今日中国，无处不在的孔子形象身上，就是这样交织着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利益与创建“和谐社会”的要求……（原文中、法文版本同时发表于 2012 年 9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