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莽园 西泠印社社员
先生归来,是弹铗而歌冯生、是田园将芜陶令、是少小离家贺老、是乘风归来苏髯、是有亭深竹板桥。
先生的意义,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与社交场合中有所变化。它有时是一种普通的尊称,有时是对文化人的泛指。据我所理解,1949年之前,韩山师范学院里的老师们大多被学生尊称为“先生”,只有两个人被称呼为“老师”——词学家詹安泰与诗书画家王显诏。在学生眼里,只有这两个人物才是最高级的“传道授业解惑”者。而其他老师被称为先生,是因为还没达到这两位老师的造诣与风范。
1949年之后,“先生”与“老师”被统一为“同志”。新时期以来,老师与先生的称呼重新恢复。特别是到了新世纪,随着民国文化热的泛起,“先生”成为人们对文化人一种至高的尊称。“先生”二字,一个称呼,一介风范,一种文化的高度。
在我看来,先生是有宽博学问、有道德品性、有落拓人格的人。先生的年岁可以不必老,但精神上要与我们最古老的文化传统相衔接;先生的职业可以不必高贵,但品格绝对是高贵的;先生的社会地位可以不必显赫,但立德立功立言是绝对显赫的。古人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君,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在江湖,在民间,反而还留有更多先生的遗风。
我们常说大医精诚,指的是医学上的大先生、真先生。如果换成艺术领域,也可以说大艺精诚,指的是那些造诣高深、诚恳坦荡的大先生。只可惜,艺术界的大先生、真先生是越来越少了。我们可以有层出不穷的大师、层出不穷的专家,但就是缺乏文化广博、气象宏阔的先生气派。
现在社会分工过于细密了,专业化、职业化被过度强化,导致一个领域的专家对邻近领域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眼睛只盯着手头这一块,工作或者创作可以很精致,但很难成为经典。以中国书画为例,我们所津津乐道的那些历史大人物,到底有多少可称专业书画家呢?他们可以是士大夫,可以是僧人,可以是木匠,但不是毕其生于一役的画家、书法家。
现在,我们的绘画可以和文化不沾边,这到底是哪门子道理呢?我最悲哀的是,常听到有人告诉我,“孩子读书不好,想打发他去学画”。这就麻烦了,孩子的前途显而易见。但这就是我们这个社会典型的文化心理,对书画艺术的典型认识。不得不说,这是残酷的“先生”。
而学院教育又在强化书画艺术的专业化、职业化认识与趋势,以至很多从学院走出来的学生误以为只要画好画,只要把“技”发挥到极致,就是职业的成功了。而更要命的是,中国画教学的西化趋势过于明显,而丢失了老祖宗留下的本源的东西,丢掉了“躲进小楼成一统”、与可爱的小玩意相伴的创作状态。无弦老琴、微凹古砚、击节唾壶、分江水注……这些先生们吟诗作画的伴侣,现在我们很多时候竟然找不见了。
明代先贤陈继儒说:“怪石为实友,名琴为和友,好书为益友,奇画为观友,法帖为范友,良砚为砺友……”这些玩意可能才蕴含着生活的常理、书画的长道。所以,“先生归来”这个展览,如果非要说有什么现实指向性的话,就再请我们今天的专家们去重新发现先生们为艺的场景——这些场景里藏着艺术的精髓、文化的秘密。
长物无多,一件件都曾经陪伴先生笔走龙蛇的岁月,请用心聆听,一件件都沉默着动人的故事,请留神察看,一件件都饱含着手泽的奢华。先生,请您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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