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端康成

林语堂会长先生、笔会的会员们，各位给予我在此发表特别讲话的机会，对这一荣耀谨致以衷心的谢忱。

得到这样的机会、拥有众多的听众，这是一种荣誉。荣誉是光荣的集合。我顺从地接受荣誉并且表示感谢，但是，尚有一件要绝对谢绝的事。那就是站在这样的地方发表讲话，以及在座谈会、广播、电视上抛头露面，这样的事情，无论多么光荣，无论承蒙了大家怎样的好意，我也始终是拒绝的。今天，面对诸位非同一般的好意，是一个特例。

养成顺从接受荣誉的习惯多少与我自身特殊的经历有关。我两岁死了父亲、三岁死了母亲，祖母也在我六岁时故去，其后我同患有眼疾的祖父一起，祖孙二人过着乡间农舍的生活。在我十四岁上祖父也撒手人寰。《十六岁的日记》记录了祖父去世时的情形，那是虚岁，按照现在计算年龄的方法应当是十四岁，这成为我的处女作。这样的境遇身世，如果没有人们的关心、没有人们的好意，要生存下去是十分困难的，那光景可想而知。

那些生活在田间的乡下人，以农民特有的素朴给予了我无限的同情和怜悯。举个例子，有一个在家帮工的老保姆一直住在祖父家里，后来因为别人的谗言而遭到解雇，被赶出了家门。这个老保姆在被解雇之后，经常带着农村的小点心，或是自家制作的非常粗糙的食品，来到我家的篱笆墙外长久地徘徊。由于是被赶出家门的，她不可以进到家里来，因此就在篱笆墙外叫着：“少爷，少爷。”如果我听不到声音没有出去的话，她就久久地站在外边等着。那呼唤“少爷”的声音至今仍无法忘怀。

这仅仅是一个小小的例子，这种情谊、这种恩惠已经深深地浸透了我的身心，伴随着我整个的少年时代。我生性腼腆，接受了人们的恩惠与情谊却总是不能当面向他们致谢。夜里，上床之后，我坐在被子上双手合十对那些施恩于我的人诉说着感激的话。这种感谢的心情始终存在于我生活的底层，正因为这样我才能够以如此瘦弱的身体活到今天。因着这种感激之心，在我人生的某处便有了一个安定的、无忧无虑的地方。

文学是逆反的，越是对人心怀感激恐怕就越担心难以用文学表达出来。这也成为我文学的弱点。正如刚才所说的那样，这种感激之情成为我生存下去的心灵的拯救者。

我没有想到能获得诺贝尔奖，这也是由于我满怀着感激的心情从事写作，而众多的人们又对此给予好意的结果。

关于诺贝尔奖，我不知道对自己是否合适。如果说不合适，或者放弃这一大奖，则是对瑞典文学院评委们的失礼。所以，我去了瑞典，没有让瑞典文学院、也没有让瑞典国王和瑞典国民失望。

在斯德哥尔摩曾有一位美国的新闻记者问我：“诺贝尔奖对你合适吗?你自己怎么看?”我回答，这样的事情不经过三十年五十年是看不清楚的，今后我要努力写出配得上这一大奖的作品。

来台北以后又有美国的新闻记者对我说：“诺贝尔奖，在亚洲、也可以说在东方获奖的人极少，这是否有些不公平?你不认为这不公平吗?”自五十五年前泰戈尔获奖以来，这是第一次，我也认为确实有些不公平。记者问我：“那是什么原因呢?”我说：“那是语言的问题。”

语言的问题确实存在。近代是欧罗巴的时代;现代，尽管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可以说是美国的时代。不仅仅是文学，在其他领域也同样，欧洲、美国――特别是美国――获奖者很多，这也是难免的事。但我相信亚洲的时代不久就会到来。

虽然有些难以启齿，但我认为欧洲已经逐渐成为过去。大约十年前，我第一次去巴黎的时候，到了香榭丽舍的饭店，外出时最初的感觉是“巴黎的生活很难啊”。后来经过打听才知道，当时正值阿尔及利亚问题造成的异常艰苦的时期。

后来我去逛了巴黎的美术展览会，那时候再次感到法国的美术也正日渐薄弱。

我初访欧洲，最为震惊的并不是欧洲，而是埃及。通过那些艺术家们我看到了埃及古代的力量，实在令人惊奇。然而，尽管现在的埃及也许仍然在努力，但已经有很长的时间在走向衰微。仅次于埃及让我感到震惊的，是希腊。现在的希腊也并不像往昔那样处于领导世界的地位了。中国的唐、宋、元、明以及清代的康乾时期，或者自更古远以来，确实拥有庄严的文化。但是，我二十多年前访问中国的时候，看见街上出售的工艺品就想，过去制造出那样精美的工艺品的国家如今为什么落入了这等景况。现在听说台北正呼吁复兴中华文化，我感到这真是件大好事。

在日本，古代有《源氏物语》，后来出现了芭蕉。这是值得骄傲的，但也没有什么可骄傲的。现在像紫式部那样的作者已经没有了，像芭蕉那样的诗人也没有了。因此值得骄傲的也已经变得不可骄傲了。

我来到台北怀着一个很大的期待，就是可以在故宫博物馆观赏古代的中国美术。中国古代美术确实是庄严而崇高的。从我的感觉上来说，它已深深地浸透到我的身体里，给我颤栗般的感动。能给人以这种感觉的美术，在西方仅有列奥纳多?达?芬奇一人。而在中国古代的铜器、绘画等当中却有无数。

我是美术爱好者，在日本，最想得到的是中国宋、元时代的山水画，日本的是藤原或平安时代(也可以说是王朝时期)的佛像画。宋、元以前的唐，或者唐以前的绘画，在日本无论如何是难以得到的，所以我说最想得到的是宋、元时代的。藤原时期的佛画可以说是幽艳的，或者可以说是雅致、华丽、柔和的，并且充满了力度与高度，也就是说在《源氏物语》、《枕草子》那个时代的唯美的事物中还增加了信仰的成分。因此，在这一意义上，我认为日本的佛画优于中国和印度。这或许是我作为一个王朝文学亲近者的偏爱吧。

现在我所说的藤原时期是指8世纪末至11世纪末。当时唐文化输入日本，并且消融转化为日本独特的风格;大体成书于11世纪初叶的《源氏物语》、还有大约在10世纪末的《伊势物语》、《竹取物语》、以及诗歌方面的《古今集》，都出现在藤原时期。

现在日本有宋、元的绘画，是因为大体在足利时代――建造金阁寺的足利义满和建造银阁寺的足利义政执政的时代，亦即东山时代，由于尊崇中国的艺术而引入了大量的作品，其中特别受到推崇的是，牧溪、梁楷、夏圭。

牧溪是中国早期的禅僧，在中国并未受到重视。似乎是由于他的画多少有一些粗糙，在中国的绘画史上几乎不受尊重。而在日本却受到极大的尊重。中国画论并不怎么推崇牧?，这种观点当然也随着牧溪的作品一同来到了日本。虽然这样的画论进入了日本，但是日本仍然把牧溪视为最高。由此可以窥见中国与日本不同之一斑。话题扯远了，这里就省略了吧。

在日本有牧溪的《潇湘八景》，相传为牧溪所作，是否确实不得而知，京都的禅寺大德寺藏有《释迦》、《竹鹤》，以及《松猿》，这些应当是真品。

梁楷有《出山释迦》、《李白吟行图》，还有一幅好像叫《雪山绘》。对我来说，都是非常喜爱的。战后这些画从大名的家里拿出来卖，我并不是买不起，但最终没能买到，真是遗憾之至。

特别是《李白吟行图》，人物面部描绘得相对细腻，但也不是非常细腻，只是刚刚能够分辨，衣着也只是简单的线描。《出山释迦》和另一幅《雪山绘》是在精神上具有相当高度的作品，这样的作品终究是日本人无法企及的。

现在说说关于我收藏的绘画作品。清代初叶的文学家李渔，号笠翁，家境富裕，是那个时代文化的中流砥柱，他的诗作《十便十宜》，描绘了居于乡间的“十便十宜”，意即乡间生活中也有美好的事物。

这一时期正是日本的文化文政时期，即江户中期稍后。池大雅――众所周知，在中国有北画和南画，北画是足利时代由于雪舟的推崇而进入日本的，南画晚一些，到江户时代中后期才进入日本――池大雅是日本南画的集大成者。

池大雅与芜村合作完成了《十便十宜》，即二十首诗，诗共有二十首，两人分担这些诗，一人一首，不，每人各画十首。我收藏了这些绘画作品，由于这一缘故，最近，有一个人说他有李渔的画――就是刚才说到的李渔，他的诗作是这些绘画的起源――那个人拿着画来找我。画虽然看上去像是出自外行人之手，却很有品格，因此也有可能是李渔的真迹。

《十便十宜》是非常优秀的杰作。诗中说：无论任何事情，首先要接触到好的东西，如果首先得到了最好的东西，与此相关的各种缘分也就会接连不断地产生。拿我的经验来说，我一开始就遇到了大雅最优秀的作品，钟爱备至。如果要形容大雅的风格，用中国的文字应当怎样来描绘呢?阔……达……在中国的语言中有很多这种风格的词汇，如果一一罗列则无穷无尽。这样的大雅，心性优雅、品质高洁。正因为感受到了这样的人格我才喜欢上了大雅。

前几日我又得到了大雅书写的一行诗。这是王维的诗句“潮来天地青”，此句之前有“月落江湖白”一句，但大雅没有写“月”句，而且他把“青”这个字写在诗的正中了，显然是写错了。错了却毫不介意地写出来，这是大雅有趣的一面，经常有写错的词。

这句“潮来天地青”展现了非常壮大的景色，清空疏阔的景色。这是大雅非常喜爱的一句，经常书写。但他最常写的还是杜甫的诗句。“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寂寂春将晚，欣欣物自私。”大雅爱写这首诗中的前两句，而后两句则很少写。刚才已经有了出色的翻译，这里就略去说明。简而言之，这是没入自然的心灵，是在自然之中悠悠然游戏的心灵，然而其中总有一种孤独的感觉，或者说一种自怜自爱般的心情。说到杜甫，昨天晚上，在市长的欢迎宴会上，当我喝着一流的鳍酒时，杜甫的一句诗频频地浮现脑海里。

“明年此会知谁健，醉把茱萸仔细看。”

诗中写道，虽然大家这样会聚一堂，但谁能知道来年我们当中有谁还健康地活着呢。于是一边沉醉于美酒，一边拿起餐桌上小小的红色茱萸实仔细端详。

有人这样解释这首诗，在热闹丰盛的宴会上，产生出那样的感觉，与近代人觉醒的自我意识有着相通之处。如果明年真的有同样的宴会，那么今天聚集在这个宴会上的人们是否都能安然无恙呢?这本是极为平凡的想法，诗作者一面这样想着，一面注视着茱萸，在这种注视当中，近代的孤独感步步逼近。

取来茱萸目不转睛地仔细地端详。在餐桌旁边，我想到这里就产生了一种泫然欲泣的感觉。

我祈愿，应邀云集于此的诸位，且不说明年，在多年之后仍然安康。

“暗飞萤自照，水宿鸟相呼。”

这两句诗极其简单，萤虫照亮着自己，水鸟呼唤着朋友。但是，从诗句中却能够领略到一种东方式的非常简明的象征意义，就是说这萤虫或水鸟，就是杜甫，即作者自身。

除上述内容之外我还有很多的想法，这里只谈一点点，因为无论如何我总是会想到芭蕉的俳句。

杜甫和芭蕉，不仅是中国和日本两位最高的诗人，在芭蕉身上还有着非常多的杜甫的影响。根据一些汉诗研究家对芭蕉的研究，芭蕉的名句几乎全部从杜甫那里得到了启示，他在阅读了杜甫的诗作之后将其化用在自己的俳句中。这些学者持有的看法比较极端，所言未免失之偏颇，对此我多少有些为芭蕉抱不平。不过，芭蕉从杜诗中受到了影响，这当是确实无误的。

关于这样的影响，还有《源氏物语》。作者是受到白乐天的《白氏文集》，特别是受《长恨歌》的影响而开始了此书的创作。我本想就此谈一谈，但是时间已经大大地超出了。也许关于《源氏物语》大家已经知道得很多了，而杜甫同芭蕉的关系方面，也出版了不少的著作。杜甫与芭蕉的思想、人生，尤其是他们的境遇、各自的旅行――当然杜甫的旅行远比芭蕉的悲惨――如果在座的诸位能够就这些方面进行比较，我将感到非常荣幸。

说了这些，时间已经太长了，请大家原谅。

我希望把这些想法写成文章，更具体地就这个问题谈谈我的想法，以后还想在台北的报纸或杂志上发表，请大家允许我留待以后再说。

(本文为日本作家川端康成1970年6月16日在台北市中泰宾馆九龙厅的亚洲作家会议上发表的特别公开演讲，由淡江文理学院东方语文系系主任苏倩卿教授笔录，系最近在川端宅邸发现的川端大量未发表文献中的一种。译自日本《新潮》杂志1999年6月号。)

责任编辑：吾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