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终是开始”周春芽作品2015将于10月16日下午在澳门艺术博物馆举行。展览前期，艺术家周春芽和策展人冯博一、王晓松以及澳门艺术博物馆馆长陈浩星分别围绕着“始终是开始”这一话题去探讨其开始的缘由、经历和过程中的点滴感受……
始终是开始(对话陈浩星)
陈浩星：很荣幸能邀请到周先生到澳门艺术博物馆举办展览。说起这个展览，策展人冯博一先生和周先生商议后决定用“始终是开始”作为展览名字，你对这个名字有甚么想法和期待？
周春芽：当时冯老师起了这个名字以后，我觉得跟我一贯的创作方式很吻合。而且这次展览，大部分的作品都是新作，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新的开始，同时也是一个新的挑战。
陈浩星：这次展览的名字让我想起太极的“圆形”。在圆形中，感觉哪一点都是一个开始；没有开始，也没有终结。
周春芽：虽然是一个新的开始，但是实际上我的创作也不会脱离我以前的一些创作风格，包括一些语言方式。其实大致还是相同的，就像我对一个传统的看法，其实我觉得所有当代艺术的创作过了几十年以后，都会成为传统，所以我觉得这次跟我一贯的创作的方式是分不开的。
陈浩星：这是一个演变吗？
周春芽：对，我其实还是有新的想法，但是也有瞻前顾后，也有对传统的一些眷恋。我觉得我的创作是对传统的延续，其实对我的压力也是很大的，要去动脑筋，又是一个新的开始，但是又跟以前的作品，也包括跟其他传统艺术家的一些作品，一些观念或思想上要一致，我觉得也是比较难的。
怎样做一个艺术家
陈浩星：最近这两年跟周先生接触，给我一个很深的印象是你对绘画传统的关注，特别是民族绘画的传统，我想在同时代的艺术家里并不多见的，你可以说一下最近两年你对民族绘画传统的理解吗？为甚么你会反复提起？另外从你的一系列创作来看，包括“桃花”、“园林”都是很眷顾我们的传统文化。
周春芽：在过去的几十年，在中国的当代艺术里面，其实很难去说明……假如我们要写一本美术史，也很难把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跟中国的，或者跟世界的一个美术史进行一个联系，我觉得这个比较难，如果是纯粹西方的美术史，他们的演变过程是非常有逻辑性的。比如从古典主义到现实主义到浪漫主义、印象派、表现主义，后来到非常前卫的，到后来所有的演变过程，它都是一环扣一环的。它演变的过程，其实它变化也不大，它就是一点变化，然后每一次的革命，都是美术史的一次进步，但是你要把中国当代艺术纳入美术史来思考，我觉得跟中国美术史很难联系到一起，如果从中国的传统艺术的发展到清代，再到民国，基本上到黄宾虹以后就到此为止，到后来也有很多人对传统进行研究，但它还是一个摹仿的概念，它产生一个小小的革命，这个是非常难的，然后中国的艺术家融入国际的艺术发展的一个轨迹里面，但融入后才发现跟西方艺术史没有甚么联系，很突然的，如果从明代中国传统的结束到后来的社会主义美术的发展，再到当代艺术和西方艺术的结合，然后把西方一些艺术引入到中国，其实是一个脱节，这很难融入一个中国美术史或者西方美术史，所以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你怎么做一个艺术家？
特别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一个艺术家，你怎么去跟你的传统结合，或者跟国际化艺术发展的轨迹结合，我觉得这是艺术家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但难度非常大；因为我们的政治及经济在社会上的变革起伏很大，在西方，它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总的来说它是比较平和的，它的制度、文化和理念是没有变化的；战争是战争，但文化的理念是没有变化，都是按部就班的演变过来；但是我们的变化太大了，一下子把传统打倒，然后到社会主义美术的观念，再到现在的国际化艺术发展的观念。所以我们有很多艺术家在思考这个问题，我希望做一些研究，做一些尝试，最后丰富美术史的发展，丰富它，让更多的人对审美有理解，出于艺术家的责任感，艺术家对社会的贡献，从不同的角度去丰富它。
陈浩星：周先生，你的学术经历和创作经历让我想起老一辈的艺术家，如林风眠、吴冠中，他们也到外国学习了一段很长的时间，但是他们终生都是追求艺术的民族化，你这个学术经历跟他们有点像，都在外国生活过很长时间，对西方的美术有一个很系统的研究，那么你可以跟他们做一个参照比较，对自己将来的发展有甚么期待吗？
周春芽：林风眠、吴冠中，包括没有在中国生活的赵无极，他们应该是最早受中国传统教育，然后到西方接受了西方艺术发展的影响，最后形成了自己比较独特的艺术风格，我觉得这一点是他们的优势，实际上我们这一代人也是从传统中走过来，但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把传统和西方都打倒了，完全是以一个全新的方式来进行创作，我们的经历应该更丰富、更复杂；所以我觉得……是在学习西方的，因为我出国留学是在八十年代末，从一个非常封闭的国家，突然一下接触到西方的当代艺术。或者反过来说我们从西方回国后，又重新认识中国的传统艺术。这种事是一个非常突然的变化，这种变化有它的困境，但也有它的优势，因为我们经历了非常丰富复杂的一个时代，提供了创作的源泉。
陈浩星：应该说是在最愚昧的年代，也是在经济最发达的年代？
周春芽：对，这种经历实际上给艺术家提供了一个丰富的创作源泉，但也有难度，就是我刚才说的，跟美术史的脱节，传统美术跟西方当代艺术的脱节。但这种脱节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其实也是我们要去研究的结合，所谓的结合，就是把西方一些创作理念跟中国传统的美学思想进行结合，我觉得也是一个好事情。对艺术家来说，我觉得很丰富，很有挑战。如果是完全按部就班的，就沿着传统走过来，或者沿着一个创新的道路。西方艺术讲究的是前卫性，就是要抛弃过去的东西，创造出一个新的东西，这是西方比较多的艺术家所追求的理念，但是我不是这种艺术家，我还在眷恋传统的一些元素。我觉得这个更复杂，更难去驾御它，但是我觉得很丰富，很有意思。
当代性下的传统继承
陈浩星：听您说最近去扬州很长时间，主要是考察园林？
周春芽：对，我最近几年比较常去扬州，但是在九十年代末，我也去过苏州一段时间，去画了一些关于太湖石题材的作品，但这次常去扬州的原因不仅仅是去看它的园林，还去找以前的艺术家，有一些艺术家是我比较喜欢的，比如说石涛；也包括龚贤、髡残；有一些古代艺术家，他们所创造的……
陈浩星：您是去感受他们生活的痕迹吗？
周春芽：不，我在看他们当时为甚么选这个题材，为甚么在这个地方呆着？然后再看他们的画，再联想到当时的一些场景，但现在的场景实际上已经变化了，比如说他们当时创作的，像有一些园林，画的石头、树和山，那个时代跟现在的完全不一样了，当时那里很空灵，很安静，与世隔绝的一个地方，现在成了最多人去的一个地方了，成了一个景观，大家去参观去游览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文化的含义完全不一样了;但是我还是试图去找当时石涛为甚么要在这个地方创作，他为甚么创作这个石头，创作这棵树；它的构图、它的造型，一个人在这个地方呆着，我再试图去看他们当时留下来的历史痕迹，其中园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还有一些石头，这种题材，我觉得为甚么中国的传统的艺术家老是在画这题材，我觉得它是经久不衰。
陈浩星：所以精神方面的影响还是很大，反反复覆的。
周春芽：对，但是我不会模仿石涛、髡残的画法，我更受到西方色彩的影响，色彩最早是从印象派出现的，然后他们把色彩表现得淋漓尽致，非常刺激，这是中国传统艺术家没有专门对色彩的研究。
陈浩星：所以说用西方的色彩来表现中国传统题材还是挺刺激的。
周春芽：但是这个也有点难，因为中国传统的艺术家之所以要画石头、画树、画竹子，其实是为了躲开一个喧闹的社会，当时以一个宗教的、佛教的思想背景去理解这个题材；但是我是用刺激的一个色彩去表现这个石头，包括这棵树，我觉得这个是很难的。但是如果不难，我就没有必要去研究它了。我想如果能成功的把这个结合起来，把这个研究出来，我觉得对绘画希望是一个贡献。
我不是前卫的艺术家（对话冯博一、王晓松）
冯博一：你在最近这个阶段，为甚么比较关注“四王”、“八大”、扬州、园林？它们和之前“桃花”等系列有甚么特别关系？
周春芽：画桃花从人性的角度思考得比较多，色彩很鲜艳，画起来比较自由；画园林就是另外一种感觉，更想把一些东西隐藏在画里面，把一些想法通过石头、树，通过笔触等表达出来，借鉴了一些传统艺术家的语言方式，难度也要大一些。画了几张以后，我又多次去扬州，通过对当时石涛、龚贤、髡残等艺术家那个年代的理解，寻找与他们画石头、画大自然的方式方法中的一些共同点。但是你也不可能完全去重复他们，重复也没甚么意思，比如说我对色彩的激情就跟石涛他们的创作理念已经完全不一样了。石涛是个和尚，有对一个朝代逝去的怀念，我还不是这样，我对传统的东西、对历史还不是眷恋的。这是一个契机，我在想为甚么石头、树是经久不衰的（绘画）题材？西方的当代艺术家也还在画──西方叫风景，我们叫山水画。之前我并没有意识到，是上次蔡国强和我对话时提醒了我，他说你是把风景当成静物来画，把风景中的某一部分，一个树枝、一朵花、一个石头提出来当成局部。但和静物又不一样，静物背后没有背景，是平面，我创作的时候同时想到传统的语言方式，用夸张的色彩表现出来，这又是和中国传统的“墨分五色”不一样的西方色彩的概念，我想把它们结合起来。
王晓松：这与你出国留学有怎样的关联？
周春芽：其实直到我出国之前，是既没有传统也没有受到新的思想影响的艺术家──我们受的教育都是这样，是很封闭的，纯粹掌握了一些造型能力，但这个造型能力又是保守的、不开放的。我们中国的艺术家真正发挥自己、保持自己独立个性的，应该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开始思考创作跟所有传统的、革命的、前卫的都不一样的地方。既不能重复传统，别人正确的东西又要学习，还要保持自己的个性，这是很难的，我始终想在中间找个方式。我们现在希望艺术家往前面走，创造新的语言，认为这是艺术家的责任，我好像还不是，我觉得我还是属于那种瞻前顾后的艺术家，我不是一个前卫艺术家。有些东西是时间概念，像当代艺术家再过五十年也是传统艺术家，但是有些人可能变成传统艺术家可能要晚一点，一百年以后才可能去理解他的革命、他的创新。
瞻前与顾后
陈浩星：你是用油画语言来表现，你也曾在德国留学，你还特别强调是在一种中间的状态中寻找一种自己的方式。桃花也好，园林也好，从题材和造型本身是符号化的，我理解你试图在园林的题材中发现可以和传统（包括你对“四王”的回顾）对话的东西。那么，在西方的系统中， 你借鉴的是甚么呢？
周春芽：在我的创作里面，画绿狗我没有考虑传统，画绿狗是一个全新的发现，包括色彩、力量、造型、构图、思想。桃花严格讲虽然是中国传统的题材，但是我画的时候比较开放。画园林就稍微有点儿保守一点，但其实还是借用，我没有必要单纯表现这个园林，我也不是做园林的艺术家，没有义务重复一遍。我的所有的哲学思想体现在语言方式上，它是独立的，是区别于传统也区别于西方当代的。表现主义也是一种发泄，发泄得淋漓尽致，我还不是。
陈浩星：如果说你画绿狗、桃花更多地是具有表现性指向，那么在现阶段比较强调隐含在画面背后的意味，这个变化是出于甚么考虑？
周春芽：这种变化都不是故意的，到了一定的时候是自然而然的。真是奇怪，去了园林以后，就去画这个题材。我写过一篇文章《绿狗是一个偶然》，桃花也是偶然，并不是有意去画，是非常意外的发现。其实我也找不到一个非常明确的理由，我为甚么突然要画园林了。（笑）
陈浩星：你为甚么那么迷恋去扬州？
周春芽：开始是去苏州、扬州寻找艺术家的痕迹，他们当时为甚么表现这个题材？再找适合自己要表现的东西。一个艺术家说是选择题材，其实最后向观众、同行呈现出来的是你的独一无二的艺术，前后左右可能都有影响但又不一样。你的思想哲学体现在你的笔触上、构图上，我很佩服很多抽象艺术家，他们的东西表面上看就是色彩、线条、结构，没有专业的知识、没有对色彩的敏感，很难体会它后面的东西。我给观众提供的还有一个借鉴，画的东西是半具象的，能看出来是石头、是树。
冯博一：中国传统文人画这条系统有那么丰富的东西，你为甚么比较关注“四王”？
周春芽：我主要关注文人画以后在那个年代有创新思想的艺术家，“四僧”算是比较典型的，石涛的画的很多构图即使现在看都是很大胆、很前卫的。再之前，就是倪瓒、黄公望、王蒙、董其昌等人。“四王”算是比较保守的，但是他们的保守实际上是在非常朴素、非常漫不经心地在经营，把中国山水画的符号更加丰富化、更加细腻化。
陈浩星：我觉得你说的借用，并不特别强调他们的政治的、社会的或现实的因素，更在意绘画语言本身。
周春芽：每个社会对艺术家都是有影响的，现在的社会节奏比较快，社会对自然的破坏、对人的摧残比较多，对艺术家的影响也更大。当代艺术的造型、语言方式都是比较激进的，我可能是比较逃避──也不是完全的背道而驰，反正有点儿不一样。
冯博一：你刚才强调自己是属于“瞻前顾后”的艺术家，由此，我想到中国近现代历史中有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即一些革命者和文人学者早年激进、趋新，表达的形式也比较激烈，随着年龄或阅历的增长，会转向一种所谓的“趋旧”，而且并不仅限于一人一事。当然这种“趋旧”不是贬义的，而是对传统有一种回归或者说重新认识。你也强调你的创作绝不是重复，试图在传统资源中发现更有价值的东西或者你可利用的资源和素材。包括你刚才给我们看的那幅新作画，和传统山水或西方的所谓自然都不一样。这种东西肯定是具有你个人主观感受、判断、思考和认知的体现，你怎么看待这种“趋新趋旧”的历史归宿？
陈浩星：你想啊，所有政治上的激进、革命以及战争的最终目的是甚么？所有人追求的最终目的是甚么？战争肯定不是目的。在战争年代人还是要谈恋爱，还是要生儿育女，这是人性本身的东西，跟政治没关系。经历过革命、战争的人，可能更加珍惜那些固定的美好的东西。人老了之后，生命没几年了，觉得用最后的时光体会大自然、人性更本能的东西更幸福一些。这其实是很矛盾的，不要每个艺术家都是这样，有些艺术家就是要往前冲，破坏一些你认为是美好的东西，要创造一个我自己认为美好的东西。现在艺术家有多少啊！如果都成为一种模式就没意思了。艺术家所有创造的作品都是为文化提供一种思考，越丰富越好，没有必要搞成一样的嘛！
王晓松：我觉得“园林”这个系列的源头无论从思考还是创作上都很早，从一九九三年写《读“四王”有感》以及二零零二年参加广州三年展的《太湖石》，素材相似但变化却特别明显，那个时候的太湖石有一种压抑的、血腥的、暗黑的感觉。
周春芽：我之前放《太湖石》的幻灯的时候，学生说周老师您这太湖石太色情、太暴力了，有血嘛！其实我没有画血，我是把太湖石里面红色的土夸张了一下，形成强烈的色彩对比，观众觉得描绘的像从阴道里流出来的血，现在安静多了。
王晓松：您越来越强调和古人对话，有甚么具体原因吗？
周春芽：其实还有一个简单的想法， 你说做一个独立的中国艺术家，怎么和西方艺术家区别？祇有中国传统是任何西方艺术家都没有的感受。我之前实际上也做了一些东西，可能现在思考的更具体了。我是生活在中国的艺术家，但也有西方色彩等因素的影响，出来的东西会跟西方艺术家不一样，不是故意不一样。
王晓松：您怎么看油画中国化的问题？
周春芽：很多前辈都做过这方面努力，每个人方式方法不一样。作为我来说，我并没有刻意而为之。我在具体画的时候还坚持我自己的手法，我在德国最大的收获，除了我是很早接触到西方当代艺术家的人，还更确定了我回国、坚持我自己的个性（的想法），哪怕不是正确的是错误的，也要和别人不一样。
第一次听到“始终是开始”时，脑中就闪过了纳兰性德的“人生若只如初见”；同样美好的期待只是艺术家放到了对艺术的执着上。随着时间流逝，人们都希望保持最初的感动和执着，艺术也好，感情也罢都愿是开始，是初见。
整理编辑：吾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