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借助批判“黑画”，打到走资派的残酷做法，危害了社会，伤害了一批人的情感，也在某种程度上，让真正的艺术隐藏在表面的繁荣和喊口号的状态之下，艺术，尤其是现代主义的艺术流派早已经在中国20世纪2,30年代的自由土壤上生根发芽，被小心翼翼地种植在中国贫瘠的土壤上，然而，由于动荡，由于政治，由于社会革命的需要，现代艺术如“决澜社”，先锋一样的人物庞熏琴，李青萍，潘玉良等，以先锋和艺术观念的先行，引领了一个时代，一个潮流。中国现代主义的先锋在政治的洪流之中，隐退淹没，销声匿迹了。
在中国社会变革的历次斗争中，现代派总是被首先沉痛打击和被掩盖掉其辉煌成就的，如庞熏琴放弃最初的先锋理想，选择从事实用美术的教学，如现代派文学的代表人物沈从文，被迫放弃新月派的文学创作，而被改造成故宫里的文物研究者，如其他不计其数的社会改造者，在变革中被迫选择重新做人等。
政治是中国社会最大的阴影，也是中国人最畏惧和害怕的斗争运动。“文革”一夜之间，被砸烂，被迫害，被迫劳动改造的人，在被关押期间，反思自我，改造自我，重新做人，使得有着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放弃尊严，唯唯诺诺，使得人格分裂，遍体鳞伤，精神崩溃，那种人性之中的恶毒，恐怖，野蛮，残暴，使得人们经历了从震荡，到分裂，再到重塑自我的演变。
多少人选择了放弃生命，如老舍，投入后海，选择有尊严的死去，而又有多少人从心灵到肉体被折磨消散，灵魂飘逝远去，又有多少人苟且偷生，逍遥自我，选择放弃理想，还有多少人选择沉默不语，暗自神伤，“政治”这支达摩克里斯之剑，高高地悬挂在每一个人的头上，那是随时危害着人的生命和戕害着灵魂的不得以的选择。
在沙场上，可以改造敌人，选择放弃政治信仰，选择放弃生命，为了信仰，有人选择牺牲生命；为了信仰，有人脱离家庭，投奔延安；为了信仰，有人决裂；革命，可以使得许多人弃暗投明，可是，思想却是无法变革的意识形态。思想是一种人文理想，也是一种不得不的另类生存，不为稻粱谋，却是为了生命和心灵之中的那些生命感动，那些岁月如歌，那些点滴间不可替代的生命感应，是产生现代主义的土壤。生命，是不可替代的，是被歌颂的，也是需要付出行动的。
生命是一种灵魂观照，也是一种散淡的人生选择，而艺术又是不能被玷污和污秽的，艺术是象牙塔之中的女神，也是巴别塔上不可攀登的明灯，更是一种精神鼓舞着人类前行，也是一种生命的指引，冲锋陷阵地改变着时代。
在政治就是一切的时代，重压之下的思想改造，禁锢和变革是同时并行的，也是潜流之中的隐匿着生命激动的时刻。是中国社会主义阵营的叛离，还是苏联老大哥的自主选择，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社会主义阵营的突变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重新新生，让每一个国家选择了自主的道路，以证明自己的独立，民主，而自由只是一种遥不可及的梦想。
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封建制的灭亡，整个世界结束各个国家的古代社会，进入近代社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通过战争，通过政治阵营的格局变动，经选择出现两种制度的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而20世纪中叶，民族国家的独立和对殖民主义的反抗， 使得许多被瓜分被欺凌的弱国小国，顽强抵抗，选择自主独立，成为民族国家。但是，进入近代社会后，迅速崛起的现代国家如美国，则在强超级大的国力，强盛完善的民主制度，健全的社会保障之中，形成超越众多民族国家的高姿态，鼎立于世界之林。
那种民主共和的制度，那种标榜的独立自由民主，像是一面招展的自由大旗，召唤着各个民族国家。“越战”之后，许多民族国家选择放弃战争，放弃民族国家的独立尊严，在制度上，朝着资本主义的民主自由过渡----卡斯特罗，金日成，毛主席，一系列响当当的名字，引领着国家民族朝向着一种独立的民族国家形态前行，这是一种进步还是一种倒退？是对还是错？至今历史，也没有给出明确的正确答案。
中国的“文革”震撼世界，至今也是国际显学研究的对象之一。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是否可以解决这些疑问，答案在哪里，欲说还休，总是觉得如鲠在喉，无以言语。
与法国社会革命一样，处于1967年的文化大革命，使得社会强制性地切断了新社会与旧制度之间的联系和血脉纽带，是一种政治化的强制，使得一批年轻人不得不选择离开城市，去改造自己，去适应新制度的建设。一种与封资修割裂的强制行动，使得新时代的青年，远离故土，去适应新时代的政治生活和政治前途。
是20世纪中期的政治社会变革，从整体上彻底地改造了中国社会，改造了社会之中的人，改造了社会的一切。“
革命”，“变革”，是社会最大的主题，也是一个时代的社会命题。青年人，总是去适应社会，在变革之中，去改造自己的脆弱灵魂，改造自己的心灵，升华自己的生命躯体。
“现代性”由此开始，从一个政治制度的起点，与旧的社会制度产生决裂，开启了新的社会篇章。新的时代，人们不得不去适应，去改造自己，去选择新的自由道路。
现代主义的道路，是一条充满艰辛和困难的转折之路。从旧时代向着新时代，从近代向着现代转型和变革，这是一种不得不的选择。现代主义是一条荆棘遍布的道路，也是一条无从退却的选择之路，痛彻骨髓的那种不得不选择，使人斩断与历史的纠结，开启新的道路。在难以看清未来的方向和道路上摸索着，实践着，潜行着。
人们习惯于古老的传统，习惯于自然的选择，但是，“工业革命”之后的社会变革，使得一切都震荡起来，机器，自动化，电灯，脚踏车，手表，车轮，机械的革命变革了小农经济下的自然和谐温情之美，而以速度效率和节省为原则的机械社会里，使得人们远远地将习惯的社会规约忘掉，以现代的社会标准要求社会的机器零件，新闻报纸的传媒时代，其工作效率，质量与产品要求，大大地改变着社会的价值评判标准：电灯，小汽车，电报电话等等都使得社会大大地前行了一大步。
现代文学是以徐志摩，郁达夫，丁玲，张爱玲为代表的一系列新月派诗人的代表作品为先行的标志，《像丁香一样的姑娘》，《莎菲女士的日记》，《沉香炉》等是一种弥散在上海滩之上的灵魂游荡，心灵激荡，生命讴歌。
现代主义流派和艺术，是野兽派，达达主义，是抽象表现主义，也是像林风眠，刘海粟一样的激荡社会的人，是摇旗呐喊的主义伸张，是撼人心魄的行动和主张，
也还是一种清零飘逸和孤芳自赏的人生选择。
潘玉良，李青萍的现代主义作品，值得歌颂，是一种心灵的激荡，对生命的深刻思考，对社会生命变革的一种真实记录。无论民间传说也好，野史也罢，一切是真实存在的，也是值得记忆和书写的艺术历史。
现代主义强调和提倡的是一种奋力前行，是一种抛弃旧形式，选择新形式的选择。更是一种生命的决裂，是一种对旧制度的思考，一种对新形式的向往。决裂，叛逆，新生是那个时代的主题，也是一批热血青年选择的人生道路。
现代主义是一种社会的必然，是一种重生和新生，也是一种前行和无可替代。但是，政治上的正确，意识形态上的突出，还有社会革命的迫切，使得现代主义短暂地在中国潜行和存在一段时间之后，即刻消失在现代革命的滚滚红流之中了。
诸如《红灯记》，《白毛女》，《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现代京剧的新式样板戏，改造了中国传统京剧的样式，锤炼出一种现代京剧的唱腔模式和舞台样板，更是在一种革命政治下，像江青一样的红色旗手摇旗呐喊，加以改造之后的新型剧种和新型文化形态。
《地道战》，《地雷战》，《小兵张嘎》，《铁道游击队》等将“五四”运动以来的婉约艺术形式变得更加纯粹和更加单纯化，语言变得更加样式化和政治化，那些资产阶级的“小情调，小沙龙”趣味迅速地被替代，被跨越，“政治”元素在思想领域的改造中，被一种简单的教条和样式迅速取代，这样的时代产生出来的是比“喊口号”，“举手表态”等更纯粹地接近政治，更接近自由狂热的政治行动。
艺术以不再婉约的形式，而以接近政治意义的口号，标语，大字报，“打倒某某某”，来传递现代主义时期的“前卫”，“先锋”，红色；艺术以一种先锋的样式，戏剧舞台的单纯化，模式化，人物的脸谱化，戏剧化，以夸张的艺术样式，接近一种艺术的政治表态行为。
被加以提炼的艺术形态，语言样式的锤炼，艺术语言的单纯化，男女性别的被抹杀，社会家庭角色的模糊化，情感色彩的被过滤和被简单化，使得那时的艺术样式变得那样的单纯动人，撼人心魄，同时又变得那样率真直白，大胆夸张，不拘形式，“才子佳人式”的封建意识形态下的酸腐味道，被政治化的纯粹提炼，意识形态的被提升被夸大，艺术样式的戏剧化和模式化。政治化使得传统艺术被抛弃和被扔在各种角落之中，现代主义的言语形态和选择被提纯成新的政治意味，新的艺术元素，新的艺术旋律和新的表达形式。
现代主义从20世纪2,30年代的被觉醒，音乐，诗歌，文学最早传递出现代主义的精神之后，中国在20世纪6,70年代又迎来了现代主义的巅峰。尽管，历史在1978年拐了一个弯，但是，在彼时彼地的政治气候之下，在一种政治的高压制度下，艺术各种样式的糅杂和混合，口号式的语言风格，上山下乡的曲调模式，样板戏的戏剧样式，在某种特定意义上构成了具有中国政治时代特色的现代主义风格和样式——一种新的艺术形态，新的艺术符号。（文：徐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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