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本溯源 探寻文化产权交易所的发展之路

文／苏阳

1992年“810事件”的股民

谈起文化产权交易所，可谓是风起云涌，但媒体的关注点几乎都是在艺术品交易方面，这种关注让人百思不得其解。从艺术的角度而言，在文交所上市的艺术品无论在市场上还是学术上，都不具有代表性，有些艺术家的名字甚至让艺术界的专业人士都感到十分的陌生，相信对于产权界来说更是对其闻所未闻，这样的“双生”面孔，怎么就成为媒体人士大肆渲染的艺术事件。

 正视文交所与艺术市场的关系

 提起文化产权交易所，最不能回避的应该是文化项目和产权交易，然而听到的更多的却是对艺术的炒作，不知是人云亦云的传媒规则，还是艺术本来就是人们习惯的“话题”。但喧闹的背后留下的还是不得不面对现实的问题。艺术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在文化产权交易所上市无可厚非，但文化产权交易所的相关人士不遵循艺术的价值和艺术市场的规律，以一种“戏谑”的工作态度对待其上市的艺术作品，坑害大众投资者，损害国内艺术市场的信誉，最终得到媒体的批判和政府法律部门的制裁可谓是理所应当。但盲目的批判和人云亦云的喧闹有时会适得其反，只有对文化产权交易所本质上的正视，才能找到发展之路。

 某些人以为文化产权交易所的兴起源于国内火热的艺术市场，还甚至将画廊、美术馆、艺术博览会、拍卖行等艺术相关企业与文化产权交易所“等同”，召开相关会议并邀请各企业负责人共谋艺术市场。如果以艺术市场的观念对待刚刚兴起的文化产权交易所，那只会使“文交所”偏离大道越走越窄。如果文化产权交易所以艺术市场的观念经营，那“文交所”最终只能成为艺术机构的附庸，到最后关门大吉。

 文交所的兴起源于产权市场的繁荣

 文化产权交易所的定位首先在于产权，其次在于文化。“文交所”的兴起与产权市场的再次复苏密切相关，而与艺术市场的火热没有本质上的联系。了解“文交所”的兴起和发展，必须要从国内的产权交易市场开始谈起。2010年是国内产权交易市场突飞猛进的一年，这一年国家无论从政策上还是资本配置上，都给予了大力的支持。这一年的4月6日，国务院公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淘汰落后产能工作的通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18个行业的淘汰产能目标任务分解到各省的地市县和企业，淘汰落后产能所带来的是大量需处置资产，并以实物类资产居多，而处置物权资产也正是产权市场所擅长的，业务量的剧增使得国内的产权市场进入高速发展期。5月份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揭牌，6月份天津金融资产交易所揭牌，7月份中国产权市场发展高层论坛开幕，8月份中纪委副书记何勇强调推进国有产权交易制度改革，10月份国内首个集团化产权交易所——广州交易所集团有限公司成立，11月初中国企业国有产权交易机构协会筹备成立，11月中旬河南中小企业产权交易市场开盘，12月中旬湖南省联合产权交易所挂牌成立（旗下囊括湖南省13家地市级产权交易成员），12月底国务院国资委召开中央企业重组会议，直接影响产权市场的央企业务。短短的一年间，国内18个行业、国有企业、中央企业“大换血”，使得国内的产权市场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业务量的剧增迫使大量的产权交易所如雨后春笋纷纷建立、合并，以响应国家的相关政策和形势发展需要，国内产权市场大繁荣为文化产权交易所的诞生提供了营养丰富的土壤。

 文化产业政策让文交所遍地开花

 好的土壤没有种子也无法结下果实，没有东风也难以使星星之火燎原，文化产权交易所作为新生事物更是如此。2010年4月8日，中宣部、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文化部、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九部委联合发布《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繁荣的指导意见》，其核心内容是从金融方面支持文化产业发展，涉及到的金融产业门类包括银行、保险、私募、基金、上市融资、担保、评估、产权交易平台建设等，该《指导意见》是《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出台之后，国家对文化产业出台的层次最高、最为直接同时也最有力度的政策性支持，其中明确提到的几个已经建立的文化产权交易平台应发挥作用，更是成为了业界学习的榜样和范本。如此重要的政策出台，各地文化产权交易所开始遍地开花。在文化产业以及此产业融资模式都只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时，国内对如何发展文化产业的探索才刚刚开始，地方政府如何既能按政策办事又避免出错，最好的办法无疑是按照政策的要求走，《指导意见》中对建立文化产权交易平台的肯定似乎成为了各地政府断章取义后“严守”的“标准”，至于是不是个案，具不具有代表性，似乎与地方政府无关。在没有成功的案例出现之前，怎样发展似乎并不重要，完成任务又不出差错当然是最为合适。俗话说“无利不起早”，然而利益经过商业的运作肯定会“变本加厉”，最终很可能发展成为一场无法收场的商业游戏，聪明的玩家会选择风险最小的“筹码”，这样即使出现严重后果也不会伤及自身，更不会陪得血本无归，这也许就是他们选择一般类型艺术家的原因。对于参与者来说，媒体和专家在奔走呼吁完善相关政策和各类配套措施的时候，其实质无非是要创造一种办事的根据。但落实到实际问题，这样的空头理论相信真正的参与者并不会感兴趣。

 2011年1月底，已经挂牌近两年的天津文交所开始推出国内首份艺术品份额产品，两个份额产品白庚延作品《黄河咆啸》和《燕塞秋》在上市初期的30个交易日便创下了上涨1600%的可怕纪录。 一石激起千层浪，各地文交所纷纷效仿。仅4月底，成都、郑州文交所就随之不约而同地公开发售首批艺术品份额交易产品，专门经营当代艺术的成都文交所甚至提出了“不赔本”条款。一场“击鼓传花”的游戏，加速了文化产权交易市场的兴起和发展，仅2011年全国各地就筹备及开业的文交所就超过40家，可谓是乱象丛生。 虽然上海、深圳、成都三地的文交所推出的艺术产品更多在产权层面上运营，但最终也难逃整顿。“杀鸡取卵”式的经营策略使得文化产权交易所尝到了“苦果”，天津文化产权交易所的艺术品份额产品《燕塞秋》迅速高涨至每份18.50元后，开始一路下跌，至2012年2月16日收盘时每份价格仅为1.44元，暴涨暴跌之势在中国证券市场闻所未闻。紧接着关于文化产权交易市场的负面消息接连不断，深圳文交所出现了因艺术品权益份额交易存在问题停牌180天的情况；郑州文交所则因其公布的《王铎诗稿》、《全辽图》涉嫌违法从事文物经营活动，被国家文物局要求河南省文物局予以调查；而汉唐文交所则不得不解决由投资者组成艺民维权联盟的诸多质疑… …。

 文交所受三记重拳教训惨重

 2011年11月24日，国务院下发清理整顿全国交易所的《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的决定》(简称“38号令”),将“矛头”直接指向交易所本身，引起行业内巨大震动。 2011年12月30日，由中宣部等五部门再次联手出台《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决定加强文化产权交易和艺术品交易管理的意见》(简称“49号令”)，并明确提出不得将任何权益拆分为均等份额公开发行，不得采取集中竞价、做市商等集中交易方式进行交易，不得将权益按照标准化交易单位持续挂牌交易，任何投资者买入后卖出或卖出后买入同一交易品种的时间间隔不得少于5个交易日等等，将“矛头”准确的指向了文化产权交易所。2012年2月2日，证监会主席郭树清又在由证监会牵头，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工作会议暨部际联席会议首次会议上明确表示，各种从事权益类交易、大宗商品中远期交易以及其他标准化合约交易的交易场所，不能变相搞均等份额，不能变相搞股票交易，不能变相搞期货、金融衍生品交易。清理整顿工作要在今年6月30日前完成。至此，全国各家文化产权交易所开始纷纷采取不同的应对措施，以应对监管重拳。而近两年国内迅速繁荣的产权交易市场在国家政策的重拳出击下，也开始迅速降温，一片喧腾的产权交易市场或将成为历史。

 文化产权交易所对艺术品市场规则的不正视态度，所引起的负面结果可谓众多。首先遍地开花的文交所使其自身的市场更加混乱，竞争更加剧烈；其次，加速国家相关限制政策的出台，直接影响了其“母体”产权交易市场的繁荣和发展；再次，使得国内刚刚起步的文化产业遭遇了诚信的危机，也间接的影响了国内艺术市场的繁荣发展。万事开头难，面对如此惨重的教训，如果业界同仁选择放弃或者不正视问题的本质，听之任之，那其结果可谓更加糟糕。

 证券市场应为文交所前车之鉴

 回想二十年前关于证券市场交易平台的问题，可谓历历在目。1992年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15只股票以高达105%上涨幅度，掀起了国内股票投资的开端。8月份，深圳证券交易所以10%的概率发售的新股认购抽签表，引发了120万人的自发性排队，然而由于当地交易平台的金融干部职工贪污腐败，致使连续三个昼夜排队的百万民众努力付之东流，酿成震惊中外的“810”事件，最终深圳市政府连夜成立应急小组，再次发放50万张抽签表兑换券才勉强平息风波，但事情本身对中国股市的冲击才刚刚开始。此后的三个月内沪深两地证券市场开始大跌，上海股票指数跌幅高达60%，深圳股票指数跌幅47%，新股发行在一年的时间内处于停滞状态。二十年前后的今天，国内再次上演了此类事件。在上海文化产权交易所成立不到三个月，天津、深圳、郑州等地交易所纷纷建立。2011年天津文化产权交易所推出艺术份额类产品，在短短的几个月内，使开户投资者从最初的300户飞速发展的近5万户，艺术品份额产品《燕塞秋》涨幅高达1700%后，不久便开始一路下跌。郑州文化艺术品产权交易所首批推出的份额艺术品短短数日就有近万人预约，平均中签率不足10%，结果被国家文物局指定涉嫌违法从事文物经营活动，最终停牌并暂停开户业务，致使数千名预约者置身其中，几百名开户者资金被困。深圳文交所停牌一年有余，相关投资者资金一直被冻结，至2011年底，由深圳市委宣传部、国资委、深圳广电集团等部门人员组成的工作组开始负责深圳文交所艺术品权益拆分业务的有关善后工作，此件事情才得到解决。无论从投资者的热情，或是10%左右的中签率，还是暴涨暴跌的市场，这一幕和“810”事件是如此的相似，当今的文化产权交易市场所面临的问题也同样是刚刚开始。

 38号令与49号令的接连出台，使得全国各地文化产权交易所纷纷进行停牌、整顿、重组、转型等问题之中，若将此次事件与二十年前的“810”事件相比，涉及面可谓更深更广，此次事件的影响对中国产权市场和文化市场的冲击，更为强烈。正如国内的证券交易市场，解决了“810”事件中关于交易平台的问题，还会有“327”事件中反映出的交易商问题，更会有“银广厦”事件中暴露出的上市企业的“包装”问题，当然也会有刘氏的“法人股”效应等等。当初国内推出证劵交易市场，主要目的是为了挽救全国濒临危机的国有企业，经过近二十余年的发展，大量的国有企业破产、改制、重组、并购，走上了现今的大发展的道路，成为了国内经济增长、市场繁荣发展的中坚力量。十二五规划中对文化产业金融政策性的支持，与二十余年前的主要目的颇为相似，如何通过金融的力量使国有文化企业改头换面，走向大发展的道路，想必是十二五规划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初衷。

 在国内文化产业发展之初，国有文化企业还没有来得及探讨改制问题的时候，文化产权交易所的介入，似乎有些本末倒置的味道。如何促进文化产权交易所的发展？如何振兴文化产业发展道路？想必并不是发展初期的关注重点，处理好交易平台的问题想必才是目前的关键所在。如何平衡国家、地方政府、出资人、交易商、投资者等各方之间的利益，将会是未来各种重要问题的核心，伴随文化产业的发展始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