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爱开会，开会成风成瘾表明社会有病，而且病得不轻。在信息传播、思想交流便捷的当今世界，批评家面对面开会，不如背靠背地发表书面意见。发表书面意见展示的是学术，少了面子和客套，有利于开门见山。面对面开会容易较劲，比的是口才和机锋，要么违心，要么同人闹翻。如果面对面地照念论文，完全无视现实和现场，硬性地朝与会者灌输，如同上课，就特别的无趣。中国批评家年会在西安召开，作为地头蛇，我不能不参加，以免被讥为摆谱。可是我有夜行昼伏的习惯，开会总是迟到，自己很难受，别人很反感。

中国批评家年会发起人是贾方舟，他是我三十一年前的老友老大哥，从来没有红过脸，当年的艺术观又非常接近，鼓吹唯美主义。贾方舟性情平和，随意开玩笑他也不生气，不过对他牵头弄年会的热情，我不能老泼冷水。本届年会的轮值主席陈孝信也是资深老友，1989年他在江苏画刊执编，开设了一个栏目，连续推介二十多位批评家，第一个是我。后来由于发了我的一篇丧气的文章《二三二一二○》，使他丢了饭碗，成了自由职业者。从此欠了他的人情债，他的活动我自然要支持。本届年会的学术主持是顾丞峰，江苏画刊的老编辑，我在《画刊》发过几十篇文章，大约三分之一都过了他的手。他俩在场，我不便逃会。

批评家年会落户西安，是西安美术馆馆长杨超的主意。西安是帝王之都，每个部门的头都有帝王派头，杨超也不例外，不大介意反对意见。公立民营的西安美术馆筹集一笔经费花在批评界，怎么说也不多。年会既可以成为美术馆的学术品牌，又有利于本地的当代艺术。在外地批评家的心目中，西安是当代艺术的荒漠，来了一看，居然还有不少人在从事。西安都有当代艺术，别的省市不甘心落后，也想引进批评家年会。这种效应，算是西安美术馆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反馈。只要经济不崩盘，西安美术馆对批评家年会将具有持久的主办权。鉴于每年都有人中途离会，杨超计划第十届到威尼斯去开，让谁都无法迟到早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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