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在当今的中国社会逐渐成为一种符号，或者是财富的代名词。这个历史要追溯到建国以前的革命时期。无论是国民革命，十年对峙，还是抗日战争时期，人民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都是“能不能得到土地”。但是人民从来就没有真正得到过土地。在中国，土地所有权归国家，人民可以有使用权。于是这个使用权的得来和失去，则成为一个炙手可热的话题——在使用权上，有些时候，民众是没有话语权的。

一直以敏锐的视角体察社会问题的林一林在2010年的末尾，很自然地把焦点放在了土地问题上。在泰国，他参与了两个项目和展览：清迈的“土地”项目是对于乌托邦世界的一个向往和呈现；曼谷当代唐人艺术中心的展览，则充斥着现实批判的意味。两个展览互相辅助，完成了“谁的土地？谁的艺术？”这个展览整体。

泰国清迈的土地项目开展在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参与的艺术家则一如数千年前遁入山林的竹林七贤，只不过如今的他们分别来自不同的国家。魏正始年间的竹林七贤的作品“基本上继承了建安文学的精神，但由于当时的血腥统治，作家不能直抒胸臆，所以不得不采用比兴、象征、神话等手法，隐晦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现今的当代艺术亦是如此，不过是换了方式与载体。

在“土地”已经在人们意识中被完全商品化了的当下，清迈的项目可贵之处在于它还原了土地原本的风景属性。即是说，风景的一部分原本是由土地构成的，人们却越来越忽略了这一点。在曼谷艺术中心时来自泰国的学者和听众讨论了“风景、空间和地点之间的关系”，解构了林一林在项目所属地横空竖起的一堵墙，以及墙上的年轻人无饵垂钓这个颇富含“出世”意味的装置作品。艺术家陈侗说：“林一林是在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建立了美学，和政治以及法律无关。这个作品的概念有着各种可以解读的元素，但它并没有完全切入现实。它是在介入一个社会边缘时，就打住了。” 这个装置体现了现实与想象之间的连接，装置本身看似有着实际功用，但其实功用并不能真正实现。

同样，在墙上开了的小窗下吊着的秤与框也是如此。相对而言，它的功用性要明显一些。不知道对于秤的联想，如果一直延伸到“公平分配”这个概念上，是否有些过度诠释。但不可否认的是，秤的实际效用很充分，测量准确，并且带动了各种角色和身份的人共同参与。在高科技时代，如此“退时代”的设置却能给站在潮流尖端的艺术家和农民都带来难得一见的笑颜，这是一个值得思索的问题，也是本人认为作品本身所带来的最大效果。也许几十年前社会主义刚刚渗透到人们思想意识中的时候，对于生活的单纯预期就像这杆秤下的框里所包含的物品那样。而且在整个土地项目中，人们的食物都来自周围土地的产出。这杆秤真正实现了立足于土地之上的效用，也再现了几十年前中国农村食物配给时候的场景。哪怕对年轻一代来说这些是虚构的认识，这个项目也能令他们体会到社会真正的发展和变革，以及在这个变革之下的好与坏的作用。

曼谷当代唐人艺术中心中的影像作品所反映出的问题就相对尖锐和直接得多。若从“风景”的角度出发，林一林自己表示，视频那一段里所表现的内容，是中国社会目前特有的“风景”。人们争夺土地的战争没有硝烟但是紧张，在对于“农民的儿子”的责问面前，北皋村的负责人哑口无言。地处北京郊区的北皋地区是在城市中一个略显尴尬的存在，一如798艺术区，原本处于北京的郊县地段，也是艺术家寻觅到的可以发展乌托邦之地，如今却被开发成了商业艺术区和旅游区。土地增值的反面往往是民众艺术的离开，当聚集于更加偏远的北皋地区的艺术家再次想做点什么时，又遭遇了工作室的强拆与土地使用权的争夺。背负木板的艺术家们默然地走在一起，背景的国际歌并不陌生，可是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外国观众表示“从没有听过”。权利与弱势群体的冲突在国际歌下被再次放大，在另一个影像作品中，不停在已被推平的土地上行走的热血中年男人说着“土地是要命的”。一个影像记录了既定的行为，另一个记录了事后的自然偶发。而艺术家始终是平静的，就像“万能青年旅店”的歌词那样，“厌恶争执，不善言说。终于沦为，沉默的帮凶。”

林一林当然没有沉默。整个项目选择在泰国实现，是与中国当今形势的一个巧妙规避。土地政策的不同（泰国的土地是可以通过购买而私有的）第一次让人们了解到土地政策并非只有单一的形式，只是我们没有选择权而已。再有就是艺术本身能不能发声的问题，林一林说过：“艺术又回到现实的功能性层面，它可以是一种小型的武器。没有摧毁的力量，但具有强大干扰的声音。”笔者私下里问过艺术家“当声音大到一定程度时，是否具有摧毁的力量”。林一林笑着回答：“应该不能。”更多的阐释被时间所打断，但是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理解。

即便没有摧毁的力量，至少它有重新点亮并改变人们思维的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