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排演”？为什么排演？

在过去的两年中，全球资本遭遇了它的最新危机并又一次绝路逢生。与之相伴随的是，在两届双年展的间隙，当代艺术也陷入了一场全球性危机之中。这不是现代主义者那种创造性个体深处的精神危机，而是一种瘟疫般的世界性疲软，或者说，这是一种“系统病”——艺术体制的生产力远远大于个体的创造力，艺术家无法摆脱被艺术系统雇佣的感觉和“社会订件”的命运，到处是仿像和角色扮演。2010上海双年展将致力于追问：在当代艺术的政治经济学网络中，是什么在抑制着心灵的力量？是什么在阻挠解放的步伐？是艺术系统那只无所不在的“看不见的手”？还是国际艺术市场的“行情”？是千篇一律的国际大展？还是渗透到我们身体深处的大众文化？艺术家的个体正变得越来越健康而空洞，我们莫名其妙地进入一种“后历史”状态。如何来清晰地描述这种状态？在现行的由国际话语、国际大展、世界博览会以及跨国资本所构成的无限-无缝链接的艺术系统中，如何摆脱这种艺术创造之僵局？如何在这个被全球资本主义俘获的“艺术世界”中发现其内在边疆？在“体制批判”（Institutional critique）和“社会参与”（participation）之外，当代艺术实践是否能够开拓出一种新型的生产关系？

第八届上海双年展的主题词是“排演”，强调展览作为一种文化生产的实验性和开放性。“排演”是排布与推演。“巡回排演”是开放性的和流动性的，强调展览的策划情境和展开的过程，强调展览的创作与生产意识。在巡回排演中，展览空间不仅仅是艺术品的陈列场所，而且是生产性的、变化中的、反复试验的感性现场。正如布莱希特所指出：“排演者不希望去‘实现’一个思想。他的任务是唤起和组织他者的创造性。排演就是试验，就是发掘出此时此刻的多种可能性。排演者的任务是揭露一切模式化的、俗套的、习惯的解决方案”。今天，每个展览都呈现为剧场。展览的“剧场化”与奇观化甚至已经成为当代艺术领域的一个备受质疑的问题。对于双年展而言，“剧场”和“排演”不仅是一种展览效果，更是一种创作、展示和交流的方法。排演中的“剧场”首先是一群人，是一个知识共同体的构造，剧场中人在彼此合作与响应的关系中工作，在排演中，当代艺术创作的个体性被改造和修正，艺术家成为一个开放的主体，一个创作-交往中的“跨主体”。本届上海双年展将从剧场、排演的这种跨主体性出发，强调创作的群体互动性，推动当代艺术家集体现场的探索和呈现。同时，“巡回排演”以“双年展剧场”作为现场，旨在呈现当今艺术语言形态的综合性与实验性。近年来，现场、情境、叙事和社会参与逐渐成为当代艺术与视觉文化中的最前沿话题，本届双年展将以“巡回排演”的形式，争取在这一前沿领域有所推进，将双年展剧场打造成一个多领域、跨媒介的公共现场。

作为艺术与公众的交往空间，展览是超脱于日常生活世界的一块飞地，它坐落于日常之中，又超出日常领域，它的存在方式与剧场相类。就当代艺术而言，展览就是其剧场。展览不但是艺术对日常世界进行表述-再现的剧场，也是艺术界自身的代议剧场。同时，展览首先是艺术之自治领域。在这个自治领域中，艺术家成为立法者，这是现代主义留给我们的最珍贵的遗产。但是，为什么艺术家对展览既渴望又心怀疑虑？为什么艺术家对展览的依赖令我们忐忑不安？对艺术家尤其是装置和影像艺术家来说，展览正在成为创作的第一现场，艺术家的工作被展览绑架为一种机制化创作。最近十年以来，甚至机制批判也早已成为一种机制化创作的套路。更有甚者，展览这个艺术自治领域、这块公共领域中的飞地已经成为全球资本生产、展示和消费的集散地……
另一方面，如果艺术果真是一种“日常生活的实践”，那么，展览的必要性何在？展览现场是否是艺术家工作的目的地？如果说艺术作为一种社会活动，是交互主体性偶遇、共享和普遍的连接，是以团体对抗大众，以邻里关系对抗宣传，以千变万化的“日常”对抗被媒体-体制定制和买办的已蜕化为意识形态的“大众文化”。那么，展览是否是这一对抗的基地？或者相反，作为艺术之自治领域的展览是否就成为了更广大更真实的日常交往空间中的一个可有可无的游乐场？

然而，展览却并非只是为了不同主体之间的交往，它不只是交往空间、发布空间或者实现空间，展览首先是创作空间。展览之悖论在于——展览之目的不就是为了展现那无法被展示之物吗？在每个时代，总有些东西是难以呈现的。这并不等于说，此难以呈现者是现成存在的，只是因为某种人为之限制而无法被公布。事实上，此难以呈现者在“呈现”之前并不存在，它生成于“呈现”。使不可见者可见的“呈现”不是反抗而是建构。展览也不是作品之发布而是事态之创生。正是在这里，展览同时成为剧场与“反剧场”。在布莱希特与阿尔托之后，再现之舞台已然崩塌，戏剧打破了它的自治状态，“剧”和“场”分离开来又重新闭合。

“剧”与“场”分离断裂之处，就是“排演”自我消除和自我拯救之所。“排演”是非正式的演出，是可反复的、抹去重来的实验；排演可以把任何场所变成剧场，也可以把剧场变成日常空间。在排演时刻，剧场不再是看与被看交接的命定之舞台，不再是把现实排除出去的再现空间，而是一个自我欣赏同时又被不断打断-拆穿的世界，排演是幕前与幕后的中间状态，也是剧场与日常的中间状态。

在伯格曼的影片《排演之后》中，一切至关重大的事情都发生在剧场之外，可排演的剧目和不可排演的生活（什么是不可排演的？政治、历史和……生活）穿插在一起。在《八部半》的结尾，费里尼将故事中的所有演员和角色摆上舞台，共同狂欢，他们既是他们所扮演的角色，又是他们自身（演员又何尝不是一种角色？）。这就是“排演”，一种演习，一种“表述的中间状态”，比表演更真切实在，更轻松写意，可以随时停顿，可以重新开始。

那么，展览是否是可排演的？艺术家为展览创作，是否如同演员为了演出而排演？展览开幕时刻就是艺术创作的最终完成吗？还是说，展览就是排演，展览必须是且只能是排演？

所有展览都希望成为一个结论，一次宣告，一次最终的演出，一场完美的戏剧。而实际上，它只是排演。因为进入剧场之时，所有的观众都带着“观众”之面具（在古希腊的剧场中，所有个性[personality]都只是差异之面具），流俗的剧场经验已经把工人、教师、商人、学生……这些无限差异之个体（multitude）驯化为“观众”这一角色的扮演者。在排演之时，排演之剧场是开放的，因为观众尚未临场，在场的所有人都是排演的参加者。排演之剧场是开放的，还因为我们只是“艺术”这一史诗剧的排演者，艺术之决断本身即是历史之决断，历史没有终点线，艺术的历史尚悬而未决。

展览即是排演。与舞台演出相比，“排练场”更加日常化，但是，排演却也并不在日常之中，日常也早已经成为一个剧场，惟有在排演之中，我们才可以从此日常剧场中脱身，摆脱日常生活这座堡垒对个体的宰制，进入生命政治的解放时刻。

展览即是排演。戏剧演出并不能达到解放。因为表演在演出时走向完结，它成为一次性发生之事件，迅速地消融在日常之中。也因为在剧场中，观众只是从一场戏进入另一场戏，从一个梦进入另一个梦。我们并没有摆脱“剧中人”的身不由己状态，我们是集体梦境的陷落者，是被动的观众，被订制的他者。只有在排演中，观众作为主体之参与才得以施行。然而这是与所谓“社会参与”（social engagement）和“公共介入”（participation）相反的行动。后者是艺术家对社会的介入和参与，仿佛艺术家本来不在社会之中，艺术家进入日常之剧场，他或她相对于“公众”或社会仍然是居高临下的“主权者”（sovereign）；而“排演”则是邀请大家进入我们的排练场，加入到艺术的生产中来，如同在排练场中，演员和灯光师、教师和学生、政治家和工程师一同登上舞台。此中关键在于：在“参与主义”的框架中，“公众”和“社会”都只是单数，而在排练场上，所有的排练者都被保持为无穷差异之个体，是“众人”（multitude）。
展览即是排演。“排演”是一种解放，因为一切尚处未定状态。在本届上海双年展的框架中，策展不是总结，不是调查或再现，而是组织排演。只要在排演之中，展览之剧场就尚未封闭，尚有其未来。今天，艺术体制的生产力远远大于个体的创造力，艺术家难以摆脱被艺术系统雇佣的感觉和“社会订件”的命运，到处是仿像和角色扮演（cosplay）。“排演”号召艺术界的同仁脱掉角色扮演的戏服，从机制化的艺术剧场中出走、从日常剧场中出离，成为那“未被定义者”，回到我们的排练场，进入到自发、自由的演习之中。

2010上海双年展拟邀请Performa、“长征计划”等具有重要学术影响力的策展机构作为合作伙伴，共同参与双年展的国际“巡回排演”计划。同时，从“巡回排演”这个主题方向出发，我们将在展览操作层面成立巡回排演“行动委员会”（Acting Committee）。该团队由“巡回排演”计划中的十余位主要思想家、艺术家和策展人组成，参与并且协助策展人进行双年展各流动站的学术研究和组织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