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旅馆到彼得·奥普斯维克的工作室一路都是上坡，电车轨道在十字路口打了个环，然后向四面散开。奥斯陆的街区和房屋分布很像四合院，外墙笔直严肃，天井里却别有洞天。花园、缝隙间的微型廊桥、将自行车和汽车上下泾渭分明得隔开的木板。奥普斯维克的工作室紧挨着一片工地。楼房外墙是黄褐相间的马赛克，上面用黑色颜料写了一个H，看上去特别完整。
站在一百多平米的展示空间里，看着彼得·奥普斯维克的重要椅子设计，我的耳朵分辨出了奥普斯维克助手敲打键盘的声音，展厅后面研发室里的人数，以及奥普斯维克为“第二客户”——自己，制作的木质乐器声。两天前，设计师 Andreas Engesvik 曾把这个工作室形容得浩大无比，咳，挪威人对数字的概念已经困惑我好几天了。对于一个人口只有上海四分之一的国家来说，我想，应该冷静并坚决地为他们的惊讶打上 2.5 折。
奥普斯维克向我走来，一身黑色，高挑细长的身材让我有点吃惊。他的头发正在金色向白色的过度中，眼眶平坦，双手又大又直，仿佛没有指节，让人想到一棵长在东方的白桦树。你喜欢音乐， ” 我指指展厅里的木质鼓和迪吉里杜管（Didgeridoo，整木制成的传统澳大利亚土著管乐），“是的，爵士是我最大的爱好。我们乐队经常在这里排练。一会儿给你几张我们的唱片。”第一把奥普斯维克椅诞生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那一年奥普斯维克成为了 Christiania 爵士乐队（Christiania 是奥斯陆的旧称）的萨克斯手。其实，拿着萨克斯行走于舞台的他并不需要椅子，更不需要家具。走动和摇摆带动他的激情，而不是静止和凝固。这里似乎有个悖论，奥普斯维克必须在社会功能和人追求自由的本性之间做出平衡。他说做了 40 多年椅子也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也许，椅子就是我为现代生活隐患制造的一剂金属止痛片吧。”说话间，他突然翘起椅子一角，然后又平稳着地，在我惊慌之余，得意一笑。
运动、可变、控制是奥普斯维克的创作核心。他会习惯性地在开会的人群中、在观众席里、在大街上，观察分析人们的各种坐姿，尤其是揣测他们脚部的状态（前脚着地还是后跟着地，侧着还是相互交错着）。对他来说，脚，这个被人体工程学忽视的部分，才是让你“热血沸腾”的中枢。“如果想有创意地思考，必须让你的脚高于脑袋。”
与欧洲其他设计师相比，奥普斯维克的设计投入生产的品种并不算多。有些因为过于实验不够漂亮而被拒绝。但他从未放弃对人体（如对椅子那样）和自我内心（如对艺术那样）的耕耘。在他身上看不到那些逐年诞生的“主义”的痕迹。他不避讳写实和抒情，不在乎趣味和传统在当代语境里的负面解释。 在工业生产之余，他乐滋滋地为自己设计雕塑般的椅子和乐器。他说他一回家便钻进客厅的“拥抱”椅中，或者仰在“双手”椅里，让那两只高耸的木手托举衣物。我们不难看出非洲、大洋洲的土著文化对他个人审美的影响，然而，这些确凿的视觉偏好怎能被如此克制地隐藏于那些功能性椅子背后，而仅仅泄露出那最为本质的一面——人类对运动和自由的最基本欲望呢？
奥普斯维克：哦，完全不知道！回看我们的历史，为了食物和防卫，我们从地面站了起来，从一种生活方式变成了另外一种，我们的身体随之被这种生活方式带领并驯化。突然之间，一天一些机器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便坐上了椅子。我必须承认“原始人”才是我的老师，而不是经济学。经济作为科学，它寻找的是机器和人的关系，通过设计和动作纠正，竭尽全力地让机器和人相互适应。如此一来，椅子的高度、背部的舒适度就成为了支撑身体的最重要设施。但是，我并不为这些设施工作， 我为自由而工作。
无论在上海还是其他城市，从吃早饭起我们就开始坐着，然后坐上汽车，坐进办公室，直到晚上。你会发现人们通常每天得坐8 到 9 个小时，这对我们的身体真是一场灾难。即便每天做1个小时的慢跑，还是无济于事。再比较一下原始人。他们为食物涉猎，现代人从冰箱里取出食物坐下；他们为自己跳舞狂欢，现代人坐在歌剧院听音乐看芭蕾；他们直接去竞技，现代人则通过电视看比赛。虽然远古时代我们的身体曾不堪重负，但是工业时代，正如卓别林在《摩登时代》里所表现的，重复性的动作虽然强度不高，但却对身体和精神造成了另一种伤害；再看现在，我们对身体的使用实在太少了，仅靠摆弄手指，观看屏幕就够了。相比 4000 年前的石器，现在每天都有新的工具诞生。工具固然好，但必须注意的是，工具是社会性的产物，而个人应该谨慎对之。如今，我们买自排档的车，去健身房的机械上为运动买单，这些工具让我们脱离运动，然后再付费进行模拟运动。而对此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减少坐的时间！但是，难道我们今后见面时不说“请坐”，而是建议边走边介绍方案，或者站着讨论吗？好像不太实际，因此我的选择是：为什么不边坐边运动呢？
ArtWorld：所以，你的椅子将潜移默化地激发改变的欲望。
奥普斯维克：对，让“坐”充满动的可能。为什么要运动，为什么要变化？这是我们追求舒适的本能。我们不会像雕塑那样静止地站着等人。一条伸直的手臂和一条弯曲的手臂相比，那条更累？在国庆巡礼上，是仪仗队累还是游行的人累？所以，对人类来说最好的姿势永远都是——下一个。
ArtWorld：如此说来，椅子束缚并限定了我们，游牧生活根本不需要这些。那么我们到底需要椅子，或者说家具吗？
奥普斯维克：你知道日本很晚才使用椅子，而中国开始得特别早，可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椅子的国家。在日本的榻榻米上久坐会让我痛苦万分。我个人的身体条件让我无法离开椅子。
ArtWorld：你对生活方式的设想源自于挪威本土还是世界其他地方？
奥普斯维克：所有地方。来自观察。如果挪威没有发现石油，它可能依旧是个穷国。在挪威，我们没有如意大利、西班牙那样的“上层阶级”概念，因此也不会像那些国家的设计师那样，总认为上层社会的人会成为他们客户，并始终牢牢关注着作品的价格。挪威更注重“解决问题”。我只为让顾客更舒适而做一把新的椅子，我不认为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设计师会对这类问题投入那么多。对我来说，他们更站在雕塑家的那边。也许，这就是挪威，或者说斯堪的纳维亚的生活方式——追求社会民主。
ArtWorld：能谈谈你所使用的材料吗？
奥普斯维克：我经常使用木头，其中有两个原因。首先当然是因为它是可循环的材料，而且我们国家有很多木材。但是，这并不是唯一的理由。和意大利相比，挪威的塑料塑形技术起步得很晚，至今也不算发达，而木头一点也不复杂，用它做东西也不需要太高的科技，所以，这里没有秘密都是客观原因。另外，如果你使用木材，你等于是在储存碳，很环保。
ArtWorld：你经常对同一个设计理念进行 20 多年的功能优化和细节完善，这在今天的设计圈里十分罕见。奥普斯维克：要知道，在（20 世纪）80 年代早期，人们是那么地渴望展现新的坐法，以至于无暇顾及细节的完美性。如今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能走回去，进行一些润色。
ArtWorld：现在的挪威的制造业如何？你容易找到生产伙伴吗？
奥普斯维克：在家具领域，我年轻时比现在更容易找到生产商，那时很多丹麦工厂在挪威制造家具。但是，当我们进入“石油时代”后（20 世纪 80 年代后），我们的生活随之进入了高标准的年代，物价和生产费用全部相应提高，因此，出口业受到了巨大的困扰和冲击。所以，现在挪威本土的制造厂家越来越少，我很高兴能找到两家长期合作的工厂（一家在挪威，另一家在别处）但是在以前，我会有更多的选择。如今即便是挪威的生产商，很多配件他们也都会发配到国外进行加工。想想现在的年轻设计师，他们其实很艰难。
ArtWorld：你和其他家具经营商是否有合作，比如德国的Vitra？
奥普斯维克：没有。我还是希望保持挪威性。这家巨大的德国设计公司对功能并不那么在意，因此对我的设计也不感冒，因为它们并不怎么时髦。但这对我来说不是什么问题，斯堪的纳维亚的设计注重功能，这对 Vitra 来说可能太过了。比如我设计的儿童椅至今已生产了七百多万把，在欧洲几乎每家每户都有，但是，它却不在 Vitra 的家具博物馆里。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博物馆的人总是被审美所俘虏。今年 7 月，MoMA 将开一个关于儿童产品的展览，我的儿童椅将被放大展出，让大人们重温儿童的经验。我想，在 MoMA 展出后，我的作品可能就离 Vitra 博物馆的收藏很近了。哈哈
ArtWorld：如果让你在功能和审美之间做选择，你会怎么选？
奥普斯维克：好问题，两者都让人痴迷。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能够帮助别人解决一些问题，我觉得工作的必要性更重要。
ArtWorld：你是生产商们的“灾难”吗？
奥普斯维克：哈哈，太多了！但是我记得（20 世纪）80 年代，生产监理对实验性设计非常地开放，老板们总会为能做出惊人之举而兴奋不已，不过这也可能是他们公司都不大的原因。现在，如果公司过大，他们就会对每个抉择都谨小慎微，反复衡量。不过我也很想知道，中国大规模进入工业化后，面对越来越局促的居住空间，你们是否曾担心人们会追寻西方和好莱坞电影里的幻境，直接挪用我们的家居模式？或者，你们是否已经意识到应该根据空间、材料和随时都在变化的工作环境，寻找一条新的道路呢？我希望年轻人不要掉入我们曾经的错误之中，一件家具应该能够被轻易地拆卸、储存、组合、搬运，它的材料应该易于使用者自主搭建，分量应该轻巧便携。可是我知道，消费社会并不是这样运行的，它鼓励人们一旦发现喜欢的东西就必须疯狂地把它买下来。所以，我的建议是去发展这一套游牧系统。我们家里的桌子并不需要长得像某种动物，它们可以看上去非常传统，但必须灵活可变。
ArtWorld：对我来说，这种对家具和建筑的游牧思想离现代精英生活很远，反倒与古代生活近。因为，正如椅子可能的雏形——某个部落首领坐着的大石头，它是权力的象征。
奥普斯维克：对对，所以，我们要为此抗争。
ArtWorld：我们的明式家具结构线条简洁现代，但遗憾的是，它始终都是关于控制和管理的设备。
奥普斯维克：中国明式家具对丹麦家具设计师曾起过很大的影响，比如汉斯·魏格纳（Hans. J. Wegner）。回顾历史，毋庸置疑，中国是对斯堪的纳维亚家具设计影响最深的国家。
ArtWorld：有时觉得是椅子定义了整个空间，因为它跟随着我们的身体。
奥普斯维克：是的，在我们的肌肤外有衣服，衣服外是椅子和周边环境，然而椅子不可能如衣服那样的灵活，它处于衣服和建筑之间。因此，一把理想的椅子应该让我们停下来，但同时也应该给我们自由。
ArtWorld：一个家常问题，你对选择家具有怎样的建议？
奥普斯维克：这两个问题也许可以帮你判断：1、我们的后代会为这些家具相互争夺，还是争着把它们剔除出家？2、救世军（Salvation Army，国际宗教及慈善组织）会欣然接受这些家具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