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的逃离
犯罪以其浪漫主义的成分为艺术家平添魅力。不少艺术家曾经是罪犯，切利尼（Cellini）和卡拉瓦乔（Caravaggio）就是绝佳的例子。而根据康德关于崇高的理论来作推论，浪漫主义将犯罪彻底地引入了美学领域。大约在 1860 年，卡尔·马克思写过一篇笔记，虽然他的思想和浪漫主义美学风马牛不相及，但谈及了犯罪的次级效益，他说：“犯罪者给人的印象，一半关乎道德，一半关乎悲剧性，于是犯罪具备了激发公众道德感和美学感受的功能。是罪犯创造了刑法法典和它们的立法者，也创造了艺术、纯文学、小说和悲剧，比如席勒（Schiller）的《强盗》（Die R uber ）、索福克勒斯（Sophocles）的《俄狄浦斯》（Oedipus ）、莎士比亚的《理查三世》（Richard the Third ）。”
在 20 世纪，很多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将罪犯视作追求个人欲望之绝对主权的极端人物。居伊·德波（Guy Debord）在他的电影挽歌《我们一起游荡在夜的黑暗中，然后被烈火吞噬》（In girum imus node et consumimur igni ，1978）中表达了他对作家和杀人犯皮埃尔·拉斯纳尔（Pierre François Lacenaire）的认同。而既是罪犯又是艺术家的让·热内（Jean Genet）对这种自相矛盾的身份作出了最清晰、最毒辣的批判，在《小偷日记》（Journal du voleur ）中他写道：“有的人甘愿以生命和个人荣誉为赌注，把它们轻率地当作业余爱好者的装饰品。”当让·法布尔决定向 1970 年代的法国头号公敌雅克·梅斯林表达致敬之意时，他也充分意识到如此承诺的困难性。梅斯林于 1977年写作了《死亡本能》（L'lnstinct de mort ）这部自传，使艺术家受到了这个犯罪翘楚传奇经历的鼓荡。梅斯林精通伪装，对挑衅社会系统情有独钟，法布尔在
展厅中美丽的古罗马石棺并不是置身事外的摆设，在用卷尺丈量过其中一座之后，法布尔躺倒在石棺面前，大声宣称：“这个尺寸对我非常合适。”法布尔以他的身体动作弥合了“坟墓”这个词的两重含义——平凡的墓穴和诗意的、纪念显要人士离世的哀歌。法布尔通过他的出演，砌造了某种坟墓，宣读了对罪犯的葬礼悼词。
为了这个目的，法布尔摘选了梅斯林终生事迹中的一些显赫篇章。观众目睹他在笔记本上画出钥匙的形状，这段表演指的是梅斯林 1977 年在审判中，将他手铐的钥匙做了石膏翻模，并向法官和公众炫耀。法布尔在表演时两次装扮成理发师，穿着白大褂，带着剪刀和梳子，在观众中招摇过市，大喊：“出事了？发生了什么？奇怪，人们奇怪透了。”他甚至真的动手剪了几位观众的头发。这段表演指的是梅斯林的早期“职业”——在行窃后，他把自己打扮成理发师，从屋顶逃跑，随后混入被警方警戒线拦在事发现场之外的群众中间，假模假样地打听发生了什么，是不是有人报了火警。当有警察盘查他是否住在附近时，他耍弄他们说：“是的，长官。我是隔壁理发店的理发师，我的客人还在店里等我呢。”法布尔的表演并不是要宣扬歹徒身上的英雄主义，而是要刻画一个永远在逃离的人物。这些可笑的情节全都指向一种想要逃跑的难以抑制的企望，逃离所有的强制性的情境，这是梅斯林的毕生事业。当表演进入傍晚时分，法布尔狂乱奔跑，呼喊“Janou”这个名字（她是梅斯林的情人之一），他还高声宣布：“懊悔是道德设置在罪恶之渊边缘唬人的稻草人！我向你们保证，我一定能逃出去！”“审判毫无乐趣，不过是一群蹩脚演员凑起来的不入流的闹剧！”
这些表述让这场表演的标题浮出水面—— “ 艺术让我逃离监狱”——这句宣言在一开始就从法布尔口中庄严地迸出——他接着还说：“（艺术也让我）逃离美术馆！”这句宣言揭示了法布尔的意图。路易斯·布尔乔亚（Louise Bourgeois）说过，艺术是“神智清醒的保证”。而对于法布尔来说，艺术是唯一能让他避免被关进监狱的生活方式，这个监狱既指关押囚犯的监狱，也指文化体系的无形监狱。（“我将逃出法国最漂亮的监狱，卢浮宫！巴黎黄金牢笼！法国的牢笼！”）从这个意义上，法布尔在表演中对记者和观众的反应得到了诠释，并且强调了法布尔的姿态相对于艺术、相对于雅克·梅斯林的多义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