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谷题跋 书法 方放

在考察中国文化（或中华文化）特有的神韵，即它的总体风格和效果的时候，我们经常注意一个重要的层次，就是它的人文气质或民族性格。在这一点上，便涉及了“阳刚”与“阴柔”的问题。

■中国早期“阳刚文化”渗透于中华大地的深处，在各种艰难的环境下维系了民族生存的根基

先秦时期，阴阳概念被用来称谓世界上两种最基本的矛盾现象或属性：凡动的、热的、强壮的、明亮的、公开的、充实的、亢进的、有力的、外向的为“阳”；凡静的、冷的、柔弱的、晦暗的、隐蔽的、退让的、无力的、内向的为“阴”，将天地万物的“正面”和“背面”归纳成为两种普遍的姿态和倾向。当这种理解用于社会人生时， “阳刚”主要是指光明、正直、刚健、进取和有为，“阴柔”主要是指隐忍、细密、委婉、退守和虚静。

《周易》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古人主张将天地之正气定位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追求一种以阳刚为主、刚柔相济、阴阳和谐的价值取向。“阳刚文化”一度成为中华民族值得骄傲的精神境界。孟子主张“养吾浩然之气”的大丈夫气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墨家“尚力”（崇尚人自己的力量）、“非命”（否认外在命运），主张依靠自己的力量去艰苦奋斗的精神；等等，都构成了“阳刚文化”的特色。几千年来，这种“阳刚文化”渗透于中华大地的深处，在各种艰难的环境下维系了民族生存的根基，使中华民族得以自强不息，生长壮大。同时，它也造就了无数优秀的民族儿女，其中不乏顶天立地、惊天动地的英雄豪杰。他们刚毅果决，不屈不挠，胸怀宽广，敢作敢为，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和骄傲。他们以博大的胸怀、深邃的目光、崇高的精神、豪迈的气概，通过艰苦卓绝的奋斗，成就了中华民族的伟业，为人类留下了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篇。这是中华文化中主要的、也是最光明的一面。

■“阴柔文化”在汉以后开始滋生起来，给民族文化造成了另一种风格

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与“阳刚文化”相对的“阴柔文化”在汉以后历代王朝的扶持下也逐渐滋生起来，给中华文化的发展带来了相反的影响。

“阴柔文化”最初以老子的道家学说为代表。老子认为“重为轻根，静为躁君”，主张无为，“致虚极，守静笃”，“无欲以静，天下将自定”。他有一个著名的比喻：牙齿掉光了，舌头还在（证明柔胜于刚）。庄子及以后的道家代表人物更主张要以“心斋”、“坐忘”，达到“形如槁木，心如死灰”为能事，相信可以凭借“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至”。老庄的阴柔思想虽然遭到荀子等人的批判，但在儒家思想中也有“尚柔”的因素。例如，孔子曾主张“无欲”，与道家“尚柔”的规则一致。正如鲁迅指出的，儒道两家都“尚柔”，所不同的是，“道以柔退守”，道家的特点是阴柔；“儒以柔进取”，儒家的特点是阳柔；法家的“法、术、势”主张则有点“阴刚”的味道。总之，先秦时期中华文化所显现的至少还是一种有刚有柔、阴阳刚柔杂处交错的面貌。

但是，从汉代“独尊儒术”开始，“阴柔文化”逐渐走上了实际的主导地位。董仲舒将阴阳刚柔加以人格化的阐释和推行，是这一转折的标志。他提出“贵阳而贱阴”原则，并将其与“王道之三纲”联系在一起，认为君臣、父子、夫妻之间的关系，就是阳与阴的关系：“丈夫虽贱皆为阳，妇人虽贵皆为阴”，“诸在上者皆为其下阳，诸在下者皆为其上阴。”这种比附和分割，显然是为推行其纲常政治服务的。这样一来，“阳刚文化”就在这种比附和分割中被消解了。例如：以男人为阳，以女人为阴，已然意味着对妇女的歧视和压迫；而以“在上者为阳，在下者为阴”，则使绝大多数男人也被划入阴柔的行列，男人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处于妇女在家庭中同样的境地。可见，将“阳”归于“在上者”，将“阴”归于“在下者”，同时又主张“贵阳而贱阴”，就无疑起到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因为人人都有“阴阳”两面，对下对上就要采取不同的方式，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容易造成人格分裂；另一方面，因为“在下者”终究是绝大多数人，要求他们处“阴”境而尚“柔”道，就会压抑多数人。即便是最高的“在上者”皇帝，在“天”的下面也要“敬天法祖”，保持谦抑。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统治者通过各种强制和教化推行这样的“抱阴守雌”文化，从心理和行为上压抑了社会上的阳刚之气，造成一种普遍的心理状态和社会风气，使“阴柔文化”实际上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姿态。

■     就文化特质而言，不能忽视“阴柔化”心理长期积淀的影响

中国传统社会中是否存在“阴盛阳衰”的问题，并无定论，也不必细究。但不少人指出，旧文化传统束缚下的中国男人往往缺乏“阳刚之气”，确实是值得重视的。就文化特质而言，我们不能忽视传统文化影响下的“阴柔化”心理长期积淀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重齐一，轻个性”。这种文化不注重提倡和保护个性鲜明的气质，实际上是看不起每个普通的个体。这在一定程度上使迷信权势、向上攀附或从众随俗的心理十分普遍。说话做事随大流儿，害怕与众不同，即使做坏事，因为“法不责众”，也可能逃脱惩罚。久而久之，社会中就少有了个性鲜明、言行一贯、充满阳刚之气的“硬汉”。

其二，“重和气，怕竞争”。凡事强调中庸，唯恐“过犹不及”，虽然知道“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但实际上并不区分“和”与“同”；况且，做君子风险大，做小人风险小，就宁肯做小人。生活中遇到矛盾时，只需将其压抑、掩盖起来，有意见也不直接说出，只要保持一团和气，无需追根究底，明理遵法。久而久之，陷入了害怕矛盾，逃避竞争，以“同”求“和”的消极状态，养成了安分守己，逆来顺受，不思进取，但求无祸的“犬儒”心理。

其三，“喜含蓄，尚谦逊”。含蓄和谦逊原本是一种高雅的文化修养和境界。但在以“礼”为纲的传统文化中，却成为一套形式主义的规范，导致分不清谦虚与虚伪的界限，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某种模棱两可、是非含混、阳奉阴违，“只重成事，不重规则”的待人方式。在某些交往中，不鼓励心口如一、开诚布公的批评和反批评，以分清是非，有些时候是表面上没事一般，却在暗地里较劲，斤斤计较，缺少大丈夫的担当勇气。

其四，“少担当，多矫情”。“阴柔化”的心态，是有所追求却不耐磨难，企求成功却难舍付出；羡人成功而不知其劳苦，叹己困顿却无心发愤，拥才情而顾影自怜，处逆境则怨天尤人；追逐时尚而无所持守，关心热闹却只限围观……诸如此类的心态，常有所见。它所消磨掉的，正是那种雷霆万钧的雄伟气概。

检视历史，当然应该承认“阴柔”亦有其功绩和价值。但在竞争、发展成为时代主旋律的今天，“阳刚”却是一种必要的品质，一种必要的社会文化气质。唯有与国民的“阳刚”气质相结合，我们的科学、民主、法治才能充分发展，中国在世界发展竞争的环境中，才能顶天立地，长治久安。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