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摩根大通在内几家主要的金融机构仍在挣扎在危机管理上，但从《纽约时报》发布的报告来看，艺术市场的增长明显超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超富阶层们继续缔造着市场神话，但这种奇迹往往还是发生在那些最好的作品上。
尽管欧洲经济面临着新的危机，且骚乱在持续进行，但似乎一点也没妨碍到艺术市场上天价的持续攀升。即便包括摩根大通在内几家主要的金融机构仍在挣扎在危机管理上，但从《纽约时报》发布的报告来看，艺术市场的增长明显超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
艺术市场繁荣依旧
在本届巴塞尔艺博会上，马尔伯勒画廊带去了一幅标价高达7800万美元的巨幅橙色罗斯科晚期作品《无题》，从画廊发表的声明和他们所表现出来的信心指数来看，这件作品显然是位于市场顶端的级别。以往像这种质量的作品很少被经销商带到公开的市场上，但其实，早在一月前另一件罗斯科创于1961年的作品《橙色、红色、黄色》曾在佳士得开创了8690万美元的天价纪录，藏家来源于位于瑞士的某私人收藏。
“顶级艺术总是有弹性的，在这样动乱的时代，巴塞尔艺博会又一次以其超高的水准给了市场一剂安心剂。”马尔伯勒画廊的总监Andrew Renton说道。这件1954年的罗斯科虽还未最终觅得新家，但Renton表示：“已有几位买家正在洽谈中，需要谨慎地讨论这些议价”。
高价位总诞生在蓝筹股身上
自2008年以来，拍卖场上最高价的20件作品中有11件是首次在市场上现身，自2010年以来，几乎每一件都是亿元成交，而且个别艺术家的新纪录也在不断地诞生。比如
据纽约联邦储备系统艺术贸易方面的经济学者Benjamin
Mandel的言论，他认为比起总体经济形势，艺术市场是被误导的，超富们的财富理应视为市场顶端的丈量尺。“从历史上来看，全球经济和艺术购买的关系在目前的这种状况下是非常正常的，”他说道，“超富们只不过将收入中很少的一部分持续地花在了艺术上——他们只不过是凑巧有更多的钱而已。”
自2008年以来，财富分配上的改变意味着这些超富阶层的个人（个人净资产至少在百万美元以上）已经在去年攀升了新的台阶，达到了1100万美元，而据凯捷咨询的报告显示，这些富豪们持有的财富总估价就近42万亿美元。随着广义上的经济转变的步伐，艺术市场的顶端依旧很享受这种粗野的健康状态，然而中间市场仍处在挣扎中。最近在伦敦的拍场上，一件胡安·米罗1927年的作品“Peinture
（Etoile Bleue）”创造了2360美元的新纪录，但是质量稍微逊色的一些作品则表现不那么出彩。
并且财富的地理集中范围也在扩宽，这显然对传统的投资也造成了影响。在那些更具有挥发性、成熟度低的新经济实体中，富人们把将更多的钱投在了奢侈品领域，比如艺术、珠宝、酒、汽车等。据巴克莱财富的一份针对世界上前2000位富人的个人调查，其中在美国的阿拉伯酋长国富人们18％的财富提投在了这些领域，紧接着的是中国和沙特阿拉伯人，占据17％；巴西人是15％，而美国人则仅为9％。相比较来说，美国富人的投资更倾向于传统领域。
来自中国和卡塔尔的买家们占据了这个奢侈领域的高端，其中在拍卖场卖出的最贵的20件作品中有四分之一是他们买走的；而且在私下交易中，这一比例亦是平行的，比如前一阵报道中国提到的那件2.5亿美元的塞尚1983年的《玩牌者》，买家就来自卡塔尔。但其实范围扩宽也不是完全没有问题发生。比如一件在拍卖场上卖出的18世纪的乾隆时期的瓷花瓶在2010年时开创了8300万美元的天价纪录，但这只是纸上的纪录，买家到现在都还没有付款。
新手亦偏好老原则
尽管多数的买家可能都是新手，但他们在实施购买行为时依旧遵循着老一套交易原则：注重来源、稀有度、品相以及供需。自2008年起，11件创纪录的作品中有10件都是来源于那些早已确立起口碑的卖家。“在2006－2008年的热潮中，人们在买东西上都很冒险，但是现在他们要买的就是那些有一定历史足迹可寻的东西，”艺术品经济学家 Clare McAndrew说道。“这种价位水平的艺术可不是经常发生的购买的行为，而降低风险的简便方式就是依赖于其他人设定的固有程序。这也是为什么人们容易受他人购买行为影响的原因，反过来这又会进一步巩固人们对最好的艺术家的定位。”
比如说苏富比在2007年时拍出了一张1950年的罗斯科的“White Centre ”，这件作品来源非常明确，当时属于大卫和已故的佩吉·洛克菲勒。鉴于作品所得将用于慈善，大卫·洛克菲勒同意将这件作品刊登为“Art + Auction ”杂志的封面，最后这件作品卖出了7280万美元的价格。次日晚间，佳士得也卖出了一件尺寸、年代相当，色彩戏剧性相对要低，出处相对不那么明显的罗斯科，成交价仅为2990万美元。阿奎维拉画廊总监，前佳士得印象派和当代艺术部分主管Michael
Findlay在其新书《艺术的价值》中提到了这件作品，他指出“如果作品本身很棒，出处实际上并不是必须的——但出处会增加质量相对欠缺的作品的价值，因为总买家需要吹嘘这件作品之前是属于谁的。”
而且其实令作品开创纪录的原因也不完全是因为作品的独特性，目前拍卖史上价格前三的作品都是某系列中之一，比如贾科梅蒂1960年《行走的人I》，在2010年曾以1.043亿美元高价稳坐世界第一高价，这件作品是艺术家创作的八个版本中的一个。三个月后，这一纪录被斯蒂夫·韦恩的购买行为打破，他花1.39亿美元的价格买了一幅毕加索创于1932年的作品《裸体，绿叶，半身相》。而这个五月以1.2亿美元的高价成交的蒙克作品《尖叫》也是有“兄弟姐妹”的，它只是现存的四个版本之一。
“系列”给人感觉更有来龙去脉，往往令买家感觉更安心且具有附加价值，且提示着这件作品在市场上非常之罕见:尽管这世上还有另外三件《尖叫》，但是其他的都在美术馆中，不可能在公开市场出售。“供给是令价格趋高的因素之一，”Findlay说道，“世界上有很多莫奈的大干草垛，但是能够买到一件的机会却是非常之少，因为几乎所有的都在机构中。”如此有限的供给势必会点燃需求。“平均来讲，等一件这样的作品来到市场几乎要花30年，因为他们往往在私人藏家手中，而这些戏剧性的供给往往是市场上的助推剂，”McAndrew说道，“艺术的层面比奢侈品要高，要是这件作品稀有的话，价格往往会飞涨，因为很多超富们在争夺同一件作品。”
而品相又是关键，往往决定着这件作品的好坏。一件保存状况俱佳的唐纳德·贾德显然不同于一件伦勃朗的顶级作品。“这都是相对的。1980年的印象派作品状况很好的话也是换衬里的，而且可能边框受磨损，但这些其实很普通。”Findlay说道。
一流作品也难有恒久的安全港
其他市场上的动荡也增长了买家们把钱投向一流艺术品的冲动。“艺术是灵活且富有流通性的，它可以在不同的货币体系下流通，”Richard Gray 画廊的馆长Andrew Fabricant 在巴塞尔期间时说道，“尽管这些一流的作品们看起来像是找到了安全港，但其实长远来讲，这些作品比起市场其他作品来看是欠缺运作的。”
在投资上，艺术品的价值很难被追踪的:艺术市场又可以划分为系列的小市场，每一块都有着不同的分区。交易上的立法也不是很完善、大量的私人成交且缺乏托换结构，比如说股票交易。尽管如此，在一些公开的拍卖数据上，Mandel发现“艺术品的长期回报程序并不符合关于好的投资的定义——平均回报率可以说非常低，约为2％～3％之间，而且这些回报率的挥发性又很高。”他深信如果有针对“显性消费”的介绍的话，市场恐能被更好地理解。“购买艺术不仅仅是关乎作品的品质和价格，”他说道，“一件作品挂在墙上，买家们就有了一次‘消费流’，但从他们付出的价格中能够看到他们也会获得部分利益的信号，因此，如果你将这种量化的感觉加以形式化的话，这就不难理解金融资本了。”
Mandel非常不乐意做出预测，但是他表示：“如果收入不平等持续下去的话，你或许能够期望高端市场有一个利润的转折点。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你在购买艺术品时如果担心作品价值有损失而购买保险的话，一旦全球经济有所好转，你也很难感知到趋势的变化。”
有必要记在心头的是，区域经济的繁荣和艺术品市场的增长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1990年，日本报业巨头滕良平曾在那个年代花8250万美元购买了梵高的《加歇医生的肖像》，这个价位相当于今天的1.45亿美元，理论上来讲是艺术作品在拍场上的最高价。显然80年代后期日本富裕阶层在艺术上的抢购风一时掀起了艺术市场的热潮，。但随着日本房产价格的崩盘，这一切戛然而止，根深蒂固的艺术市场也逐步进入衰退期。如果目前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的话，仅仅是举例说，那这无疑也会对艺术市场趋势造成很大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