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过去的2013年，对于名人信札以及手稿的拍卖市场来说，应该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不仅是因为在这一年中，高价拍品贯穿于春拍和秋拍：像在中国嘉德春拍中，鲁迅《古小说钩沈》手稿，估价60万至65万元，成交价为690万元；在中国嘉德的秋拍中鲁迅先生于1934年6月8日致陶亢德的一封信，在中国嘉德秋拍中，估价180万至220万元，成交价则达到了655.5万元。而且在2013年6月，钱钟书先生私人书信手稿遭拍卖，其夫人杨绛先生表态强烈反对拍卖进行，拍卖公司最终发声明宣布停止拍卖。随后，杨绛先生还将此事诉诸法院。该事件也引发众人对“名人书信频遭拍卖”的高度关注，引发公众对于书信的文物价值、隐私性质的激烈讨论。

相比书法、绘画，信札和手稿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只能算是艺术品市场上的“配角”，不要说是突破千万高价，就连百万也只能算是稀罕的珍品了。甚至一些拍卖行为了将信札和手稿卖出好价钱，将其放入书画专场中，将其作为是另外一种的名人墨宝。但真正让公众看到其巨大价值的，还应该算是在2009年的拍卖市场上，是陈独秀等致胡适的13通27页信札成交价达到544.4万元。随后，国家文物局启动了优先收购权，将这批信札买下。这个举措堪称一个里程碑的举措，并使得更多市场人士从单一关注名人书画，转而对于信札和手稿有了更大的兴趣。

在这几年的拍卖市场上，越来越多的拍卖行开始对于名人信札以及手稿进行市场拓展，并推出了一系列的专场，像北京保利2011年春拍推出的“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名人墨迹专场”、2012年北京匡时推出的“南长街五十四号梁氏藏重要档案” 专场拍卖、2013年中国嘉德推出的“凝望百年——政坛、文坛、艺坛名人翰墨留韵”专场拍卖等等，将市场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并将手稿和信札从“配角”变成了“主角”。

在许多分析信札和手稿的文章中常常提到，之所以他们如此受到追捧，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造假很难。这个理由听上去似乎十分有道理，因为要凭空捏造出一大段文字来，特别是用名人的口气说出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事实上，根据已知的出版物，模仿名人信札的真迹来进行造假的情况，现在已经是越来越普遍了。像复旦大学出版社曾经出版过名人学者信札类书籍、中华书局也有相关出版物，都成为作假的蓝本。这些假信水平高超的，作伪者可以信手落笔一气呵成，几乎与写信人原件无异。

就拿2013年在北京拍卖市场上出现的一通徐志摩的信札来说，细心的收藏者就发现，在两年前拍卖市场上出现的致陶孟和、沈性仁夫妇的信札中就有同样的内容，而在其他的文献中，也可以找到类似内容的。一些网友戏称，这大概是徐志摩群发“邮件”吧。由于上面有一方他的印章，而引起了沪上著名学者陈子善的怀疑，像这么一封便条似的信件居然还盖章，这完全不符合有关常识。作为信札来说，一般不钤印章，较少有名人题跋，也有不少信札落款不署全名，这些无疑是一个辨别上的常识，也是许多造假者往往会“画蛇添足”的。

应该说，信札的来源是鉴别真伪的重要因素，如果是收藏大家的藏品，或者出自作者与出版社相互往来的信函并附有签发单，或是文化机构处理的文牍，或出自文化名人晚辈之手，则来源较可靠，可信度较高。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目前造假者往往也是看重了这一点，往往会伪造一些“附件”，或者说一点故事，让赝品看上去更像是真的，这也是造假的一个新趋势。另外，要小心代笔。有些信札并非是本人所写，而由他人代笔，后由本人签名，或者盖章。

现在，随着国内名人信札的价格越来越高，不少人开始关注海外名人信札，像2013年的拍卖会上，像拿破仑、大仲马等名家信札纷纷露面，并以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的价格成交。难道海外名人信札就没有赝品吗？答案是否定的。美国司法部曾经破获过一桩数额巨大的名人签名造假案，来自加州的盖伊·瓦尔曼夫妇，因涉嫌在网上出售伪造的名人签名而被捕。早在1928年，美国《大西洋月刊》收到了据说是林肯总统青年时写的6封信，其中2封是写给情人安·卢特里奇的，另外4封是写给友人的，其中提到卢特里奇。《大西洋月刊》雇佣了私家侦探调查，最后查明这些信件是模仿林肯的笔迹伪造的。由于国人对于海外笔迹的辨识更难，因此更需要引起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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